无独有偶，我当时就职的约克大学坐落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它也是加拿大商业、金融、经济和贸易中心。各行各业，人才荟萃；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在此大环境里，自觉不自觉地耳濡目染很多现实的商业金融信息，也接触到很多在这些部门就职的员工，对经济的运作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也开始对从未涉猎过的金融行业产生浓厚兴趣。

　　过去在复旦读本科时，对金融业的了解仅限于“摩根、大通等银行寡头，大财团巧取豪夺，使资本主义蜕变为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帝国主义”……出国后，在加拿大的一个小型贵族式大学城市里读书，风景自然旖旎秀美，但对金融学和金融业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少得可怜，就这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地读完经济学学位。

　　但眼下到了多伦多，便是一个巨大反差，各行各业，欣欣向荣，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多伦多以金融业最为朝气蓬勃，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大都为银行保险金融财团霸占，充满着自信傲气；在其内工作的人士也煞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像是有无限的机会和挑战，像吃了“兴奋剂”似的“high”(亢奋)。再转而看看我们大学里，商学院的投报挤破门槛，人丁兴旺，学费步步上涨，却依然供不应求；而我们经济学院却门庭冷落，日趋萧条，每每要为生源不足、招生率下降犯嘀咕，想方设法来挽救颓势。

　　看来学生已经用他们的行动来投票商学院，而遗弃经济学院。这不得不让人反思，扪心自问为什么。很多经济学教授甚至瞧不起商学院教授，认为他们的理论功底不够，数理技巧也不堪一击。再说，金融学充其量也只是经济学的一个成功运用而已，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与经济学不可同日而语，凭什么喧宾夺主，后发制人？但是，撇开文人相轻不谈，关键问题是为什么金融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结果会如此落差巨大？

　　出于对金融学和金融业的强烈好奇，我开始关注这方面的内容，也作些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证上的观察。

　　在美国行业就业数据的历史和发展趋势上，我发现统计上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服务性行业(service-providingindustries)，诸如贸易运输、批发零售、医疗教育、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就业人数不断增长，不但在绝对数量上，而且在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上也不断递增。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美国的总就业人数增加了4倍，而服务业却增加了将近6倍，增加的步伐不是等比例的，而是加速的——大部分增加的就业人数都跑到服务业去了。相对而言，制造业(goods-producingindustries)，诸如建筑、采矿、各种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生产等，却呈现相对萧条、落后的状态，尽管在就业的绝对数量上也增加了2倍，但在相对数量上就落伍很多。

　　换句话说，“二战”后的1950年，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非农业就业人口的37％，到20世纪末，这个比例萎缩到了19％；而服务业，1950年的就业人数比例为60％左右，到20世纪末，这个比例已超过了80％，难怪一种普遍的说法是美国已变成了服务性社会了。

　　言下之意，经济越发展、越发达，对服务性行业的需求量就越大，而且还不是同步发展，是超速发展，使服务性行业相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日趋重要。这又是为什么？过去，经济学里“重工重农轻商派”有相当势力，认为这些金融销售、服务咨询只是中介媒体，不生产实质性产品，也没有在产品上增加附加值，所以不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反，产业界是生产具体有形产品的，是国力增强、民生保障的象征，必须作为经济依赖的中流砥柱，必须是众人关注的焦点。然而，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客观数据却反其道而行之，用事实证明服务业的日趋重要性，用事实证明这种“轻商派”理论的谬误。那么，是怎样的一种激励机制，使得服务性行业会鼎盛持续发展？

　　再深入探究下去，便发现了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economics)的奥妙和自己依然的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