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阴沉的星期一，我们把“中国”从家里请了出去。那时，圣诞节刚过两天，孩子们在楼上酣睡。当然，我说的“中国”，不是地球对面那个国家，而是所有标着“中国制造”的塑料制品、棉制品和金属制品。已经有的“中国”，我们留着，但我们打算再也不往家里添置新的了。 

　　这倒不是中国的错。它用无数廉价玩具、器皿和鞋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欢声笑语。我有时候也担心美国流失的工作岗位，可在我家，价格便宜就是无上的美德。中国产品，让我们无力抵挡。但在这个阴沉的下午，我坐在沙发上，环顾节日后乱得一塌糊涂的家，后背猛然冒出一股不安的凉意来。照理说早就该注意到，可我直到此刻才发现—“中国”占领着我的家！ 

　　“中国”，在DVD播放机上散发着幽蓝的光；中国，在客厅一角圣诞树上垂下的灯泡和玻璃球上闪闪发亮；“中国”，在我脚下的条纹袜子上蹭得我脚痒痒；“中国”，躺在门口那一堆脏鞋上，透过红发洋娃娃的刺绣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世界，还用中国造的咀嚼玩具，逗弄着我家的狗；“中国”，从钢琴上摆放的台灯洒下一轮黄色的光晕。 

　　我赶紧从沙发上起身，清点起圣诞节礼物来，并把它们分成两大类：中国，非中国。清点结果，中国，25；非中国，14。我想，儿童特别节目真该更新一下地理知识了。圣诞老人的小矮人们并不是在冰雪覆盖的北极作坊里干活，而是在远离咱家乡海岸至少7000英里的工厂里工作。圣诞节，孩子们一年到头盼星星盼月亮般盼来的一天，原来竟是个中国节—要是不算去教堂，或者看电视转播教皇做午夜大弥撒的那个钟头的话。如此细细琢磨一番，事情似乎已经失控了—突然之间，我想把“中国”给请出去。 

　　想要彻底驱逐“中国”，为时已晚。要是把我们已经抬进家门的“中国制造”全扔了，我家也就差不多空了—就跟院子里那棵垂死柠檬树的干枯枝条一样，只有零零落落几片叶子。不光如此，丈夫凯文铁定会杀了我，虽然他是个很包容的男人，但也有底线。但我们还不是中国巨轮上的螺丝钉，至少现在还不是。我们可以不再往家里添置中国造，我们可以摆摆手说，不用了，谢谢你，家里的已经够多了。 

　　凯文一脸焦虑。 

　　“我觉得不可能，”他边说边把客厅扫视了一番。“至少现在不行，你可别把孩子们也搅进来。” 

　　他坐在沙发另一头，搅和着一杯中国茶，似乎还有点没回过劲来—为了帮儿子装配新的中国玩具火车，他一直忙活到了圣诞节凌晨。他脸色苍白，两天没刮的胡茬挂在双颊。我找了个空子，打破这片刻的安宁，把我的想法抛到他面前：从1月1日开始，整整一年，咱们抵制中国产品。 

　　“中国玩具，中国电器，中国衣服，中国书，中国电视机，统统不要。”我说，“整整一年，什么都不用中国造的，看看行不行。这就是咱们的新年计划。” 

　　他看着我，眼神儿迷离，咂了一口茶，转过头，视线落在客厅对面的空墙上。我本来指望能立马做通他的思想工作，但现在看来，得花上点儿工夫。 

　　“就好像是玩躲猫猫，”我说，“只不过是反过来而已。” 

　　凯文若有所思地扳起了手指头。他小时候是菲尔兹的狂热粉丝，为了看菲尔兹的电影，他会翘了下午的课，专门赶到洛杉矶市区外收看地方电视台。16岁，他高中休学一年，搬到阿拉斯加，在一个流动嘉年华找了份工作，做掷角子游戏的服务生，开旋转木马的是个蹲过牢房的江湖油子，教得凯文一嘴行话。后来凯文又搬回加州，上了社区大学，花了8年时间，学哲学，学体育，学木工。 

　　凯文身体里流动的是叛逆的血。他老爹是个激进的政治煽动家，在学校组织工会，到了周末，就去安萨玻里哥沙漠裸奔玩儿。我盘算，要是能撩拨起凯文的叛逆神经，大概能动员他上我这条抵制船。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对他说，“咱们家连微波炉都没有，电视也才13寸。我们早就是公认的怪人了，朋友们都觉得像我们这么过日子是发疯，可我并不觉得生活少了什么。再加上个不用中国货，能有多难呢？” 

　　凯文继续盯着墙。我继续怂恿。 

　　“我们老是说，如今的美国，啥也不造了。”我一边说，一边挥了挥胳膊，“我们都说过100万次了。你也说过100万次了。难道你就不愿意亲眼看看这是真是假吗？” 

　　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磕在了马腿上。凯文扬起眉毛，撇了撇嘴，夸张地做出个愁眉苦脸的小丑表情。他张了张嘴，似乎是想说点什么，可眼睛还是没看我。我听见空气中酝酿着一丝焦虑情绪，赶紧把话头往好听的方向转。 

　　“我们可以省钱，”我说，“说不定我们最终可以存出一笔钱来，就像15年前说的那样。再说了，一定会很有意思，就跟历险似的。” 

　　我琢磨着凯文的侧脸。方下巴，电影明星般的高鼻梁。除了眼睛有点不对劲—空荡荡的，神情恍惚，一直盯着对面漆成绿色的墙。他就是不把眼睛转到我的方向。 

　　我说，我是个兼职商业写手，所以，到商场里买非中国造的商品，这份重活算我的！倘若在这个繁忙世界，还有人居然有时间可供浪费着使—那除了我，还能有谁呢。 

　　“还有还有，我喜欢看那些标明商品产地的小标签，”我说，“这些事儿全包在我身上，我做，我做。” 

　　凯文的神经很大条，这些细节他多半不会注意，可我会。我已经逐一翻检了过去几年里我们买的每一样东西。在这些小标签身上，我看出了美帝国的大衰败，心里居然涌起一阵邪恶的快意—“美国制造”寥寥无几。我知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了一口法国煎锅，几卷巴西绷带，一套捷克马桶圈。这些字眼在我家实在是太少啦。最常碰到的字眼，十有八九，都是“中国”。我们可以暂时打住这场中国大发现，接着，我知道，凯文一定会摇摇头，嘟哝说：“世风日下，世风日下啊。” 

　　我真有点后悔刚才太着急跟他分享我的中国大发现了。现在，哪怕是个傻子也知道，抵制中国运动很可能会叫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我必须让他换个思维方式。我必须让凯文抛开常识和个人体验，一头扎入未知领域—跟我一起。 

　　“我不是说咱们只买美国货，只是不买中国货。孩子们，一个才1岁，另一个才4岁，他们太小，根本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要是等他们再长大点儿，那还不是鬼哭狼嚎？要我说，咱们家抵制中国货，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再说了，咱们老实说，要是月底支票本上只剩下个位数，那是因为缺少收入管理技巧，并不是咱缺钱。不是谁都有经济能力抵制中国货的，可你有教书的薪水，我有写作的稿费，咱们办得到。” 

　　至少我希望咱们办得到。我想。 

　　“无论如何，明年一月，咱们就一切照旧了。”我说，“中国会在那儿等咱们的。中国总是在那儿欢迎咱们。” 

　　我再度打量凯文的脸色，看来他是打定主意等我演说完毕了。这是他对我的标准策略，理由很充分；几乎每次都见效。每当我们意见相左，他就咬紧牙关不开口，往后一站，等我自己把自己绊个狗啃泥。我回想起他上次露出这眼神儿的情形，那是许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把一条迷路的小狗带回了家，问凯文能不能收留它。凯文站在门口，一语不发。小狗冲着他不住地汪汪大叫，坚决不答应让这家伙收养自己。整个过程中，凯文嘴都没张一下，就达到了目的。 

　　看来不使出杀手锏是不行了。我刻意摆出一副冷淡的调子。 

　　“有人说，不去沃尔玛买东西，日子会很难过。”我说，“但我并不觉得咱们错过了什么呀。” 

　　起初，我觉得抵制沃尔玛有点傻了吧唧。在排挤街头杂货店和降低员工薪水方面，我看不出沃尔玛和凯马特、塔吉特有什么区别。说真的，从前沃尔玛刚搬来我家附近，我曾碰到几次不甚愉快的经历。站在明晃晃的收银台前排队等着给内裤和尿片付款的时候，我见过有人冲着哭闹的小孩儿大呼小叫，还不止一次地看到地上四仰八叉躺着快死的蟑螂。 

　　当然了，选中沃尔玛作为抵制对象，也有些常见的理由—比方说，它大肆压榨供货商，它废弃的分店破坏街区风景。可读到它禁止劳工视察员巡访那些为它辛苦生产出8块钱衬衣、11块钱裙子的海外工厂的消息，我最终加入了抵制的行列。即便如此，有两件事，我还是念记它的好：它允许人们在停车场的休息车上打盹儿；让消费者们在洗衣粉啊泡菜上节约了数以10亿计的美元。 

　　对我来说，不进沃尔玛的大门，恰好是为抵制中国商品做了一次良好的热身活动，因为它卖的好多东西都是从中国进口来的。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在正式抵制沃尔玛之前，我就瞟过好多沃尔玛商品的标签。当然了，抵制沃尔玛和抵制中国商品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毕竟，抵制沃尔玛只需要一件事：握紧方向盘，加速开过它巨大的停车场入口处。可中国，遍布全美各大商场的货架，不光是大型超市，还包括那些香喷喷的小服装店，那些灯光柔和的百货商店，甚至那些晃晃悠悠落进美国人信箱的邮购目录。想要躲开中国，没那么容易。 

　　我把这一点留到最后才说。我看出我的沃尔玛手腕击中了凯文的某根神经，凯文的嘴唇似乎有所松动。他的眉毛恢复原位，眼睛还落在墙上，可他的耳朵开始听了。人质谈判专家会告诉我，我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因为我打动了他。要让他开口，专家会这么告诉我。凯文先前缩在沙发另一头，此刻坐起身，四下里环顾房间。我克制住手舞足蹈的冲动，等着他下一步动作。他掉过头，刚好迎上我的目光。 

　　“咖啡机怎么办？”他问。 

　　他说的是至今仍立在厨房台面上的破咖啡机。一个月前，它挣扎着挤出最后一杯咖啡，就再也没能醒过神来。它是我们几年前在塔吉特买的。我们都还记得这事儿，是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注意到中国把持了日用品市场。我们在货架前站了20分钟，翻检了所有包装盒子的标签—全都是中国制造。我们耸耸肩，选了台黑色的时髦款式，并附送一套8杯容量的咖啡壶。11月的一天早晨，它罢工了，但我们继续让它立在那儿，指望它能奇迹般地活转来。 

　　连续几个星期，我们自己烧开水，把塑料过滤器放在咖啡杯上手动滤咖啡。我其实并不介意，倒是想起我俩登山野营时在轮胎上煮咖啡的情形。可凯文不这么看，而每当寒冷的早晨，厨房冷得像冰窖，我们迫切需要喝点热乎东西的时候，我也不自觉地，跟他站到了一条线上。他问起咖啡机，是想知道，将来的替换品是不是还能选中国造的。 

　　“现在才12月27日嘛，”我说，“还有4天才开始。”于是，我把他拉上了船。他转过头，凝视着客厅地板上的一片狼藉。他开始暗自盘算，趁着还有时间，该给我们满满当当的小窝再添置些什么想要的东西。我很想说，咱家都快满啦，可我知道他会还口说，不是还有地儿空着嘛。我紧紧闭着嘴，没时间争论了。他在脑子里列好了购物单，头也不回地朝着门口走去。我看着中国玩具、中国袜子和中国鞋在他身后翻滚，然后，门，咔嗒一声合上了。谢天谢地，我想，可下一个念头却叫我自己吃了一惊。有那么片刻，我担心起我们的前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