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一开始，我就问了一个蠢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这时是星期一早晨7点，儿子维斯全神贯注地张着嘴在看《大红狗》，我则蹲在沙发前，费力地想把他的脚塞进球鞋。由于一连串可预料的事件（比如追着女儿跑了好几个房间，才给她穿上紧身衣和小裙子），我们快迟到了。对她的鞋子，我毫不关心，因为我知道，一上去学校的车，她就会把它们扯下来。在冲出房门之前，让维斯的脚穿上鞋子，是我最后一道障碍。

　　我的问题很蠢，因为我完全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毫无神秘色彩。维斯的脚长得太大，穿不下鞋啦。

　　我总算把他的脚塞进了鞋子，之后，我用拇指捏了捏鞋尖。上次检查的时候，好像就是几个星期之前，他的脚趾头离鞋尖还有足足半寸，甚至昨天我给他穿鞋还很顺当。可这个早晨，哪怕他还坐着，大脚趾到鞋尖也最多还有不到半厘米。午饭的时候我合计了一下，吃下一份快餐再加3个小时的发育，他的脚趾就会紧紧抵在球鞋顶上，接着脚就会挤变形啦。

　　心底涌起一连串的担心。想不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我还以为，中国凭借对美国童鞋的垄断找我秋后算账的日子，还有几个月呢。我叹了口气，使劲把维斯的另一只脚往鞋里塞。我别无选择。他的整个鞋柜里就只有这一双白色的中国网球鞋。

　　给他系鞋带的时候，我又问了一个蠢问题。

　　“你这脚丫子到底是趁啥时候长的啊？”

　　维斯沉浸在电视幽蓝的辉光中，没有回答。凯文端着杯咖啡从厨房里遛了出来，蹲在沙发旁的两个孩子之间。

　　“维斯的鞋小得没法穿了。”我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安。

　　“买新的呗。”他转过头看起了电视。

　　我本指望凯文也能着个急，但念想落了空。不过这倒也不足为奇，从不惊慌是凯文的好品质。狗冲着他汪汪大叫，他也能面不改色地站着。有一回，3个无赖在一处废弃的购物中心将他围住，想偷他的表。他却告诉对方，这表不值钱（当然这也是老实话），成功地劝阻了他们。还有一次，我们在落基山脉远足，一只大角羊不知从哪儿跑出来。它跃过树丛，径直冲向我们，在几尺之外停了下来，用黄色的眼睛打量着凯文。凯文从地上拾起一根粗棍子，摆了个功夫姿势：双手持棍，膝盖微弯。好在身后的小路上突然出现一群山地骑手，把大角羊吓了一跳，匆匆逃回树林。

　　我并不是说自己是个特别勇敢的人—凯文准备对付大角羊的时候，我正徒劳地往树上爬—而且我承认勇气是一种值得赞美的品质，可我坚持认为，有些时候惊慌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反应。正如此时此刻，在我家的客厅，我们发现维斯的鞋子小得穿不下了—除非他变成一棵专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肉桩子，从此动也不动，偶尔叫人给他端杯热巧克力喝喝。我说惊慌有理，是因为，眼下解决维斯生长过速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去买双新运动鞋，而我又恰好知道，当今时代的儿童运动鞋，基本上，全是中国来的。这一点，镇定的凯文并不知情。

　　我做了个草率的决定。

　　“我要去给维斯找双新运动鞋，”我说，“新的，非中国产运动鞋。而且，我今天就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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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过得窝囊透顶。中午我下了班，一头冲向我们买过很多童鞋（全是中国产）的大商场。

　　我逛了一家童鞋连锁店，两家死一般寂静的百货商店的鞋帽部，一家折扣鞋店，那儿九元一双的鞋子都快堆上天花板了。我看了至少50双男童鞋，统统中国造，包括怪物史莱克风格的鞋，脚底上有闪光灯的鞋—要是维斯能穿上这样的鞋子，肯定会乐开花。在这么多地方，我只看到一双例外的鞋，一双印度尼西亚产的网球鞋，可惜店里又没有适合维斯穿的尺码。等意识到自己走到哪儿看的都是同样的中国鞋，我放弃了。

　　我沮丧地走向汽车，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我的鞋子踩在商场过道铮亮的地板上，可我老感觉着双腿不搭调。我紧张又焦虑，我担心的不光是维斯的脚，还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鞋子也算一件）。我觉得把整个国家的制鞋业都交给中国肯定不妥，虽说我压根儿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显然，我身边那些购物人毫不在意。我一边着急地往出口赶，一边谨慎地琢磨着他们。他们看起来就跟大草原上的奶牛一般怡然自得。大多数人提着沉甸甸的塑料袋子，装满了这样那样的商品—毫无疑问，大都是中国造的。他们似乎一点也不担心中国占领了全美的鞋子市场，或者其他任何部分，甚至占领全世界也没什么打紧。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一家高档商店，很多年以前我曾在那儿给维斯买过一双鞋。经营那地方的女士，刚一看到我们，就露出一副诧异表情，怀疑我们根本买不起她店里贵得过分的德国和法国鞋子。结果，我花65美元买了双婴儿鞋，跟那妇女赌气，示意她看走了眼—当然，她没有看走眼。很久以后，我打算看看鞋里的标签，却发现原来是印度尼西亚产的，只不过是挂了个德国牌子。这件事过后，我只去折扣店给孩子买鞋，这么一来，他们脚上就只能穿中国鞋了。

　　回想起在这家名牌鞋店的经历，为这个惨淡的下午带来了一个亮点。经过店址的时候，我透过车窗朝外一看，发现店里黑漆漆的，没生意，闪亮的招牌早没了影。我妈会告诉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不好。她自己从不曾沉溺于这般的喜悦，但有时候，我却克制不住。我幻想那妇女就坐在我身后，于是我幸灾乐祸地对她说，活该你家店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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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几天，吃完晚饭，围绕中国玩具，维斯小小造了次反。我走进客厅，看见维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叉着胳膊噘着嘴。看样子，他很想跟人吵上一架。大概他的脚丫子疼起来了？要不更糟—难道他的脚趾头已经给挤弯了？

　　“你必须跟你妈说说。”我听见凯文对维斯说。我不喜欢那语气。我靠在沙发背上，用指头耙弄着维斯的头发。

　　“怎么啦？”我问。

　　他摇头挣脱我的手指，掉过脑袋瞪着我。

　　“我想要开始买中国东西了，”他说，“我想要一个‘鳄鱼医生’，可老爸说它是中国来的，不能给我买。”

　　鳄鱼医生是个塑料玩具，每回按下它的一颗牙齿，它的大嘴就会突然闭上，要点是在它的牙齿咬着你之前把指头抽出来。这玩意儿挺叫人上瘾的，上个星期，我在一个朋友家玩了无数回。我把鳄鱼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个遍，希望它不是中国造。可惜，事与愿违。

　　我从视线的余光发觉凯文在看我。我觉得他眼神儿里带着挑战意味，他迫切希望看到我怎么应付这事儿，最好是看到我应付不了。我转过头看着维斯的眼睛，晚饭过后，他的眼睛变得又大又圆。

　　“今年我们可以买德国东西，美国东西，日本东西，全世界各地的东西，但不能买中国东西。”我告诉他，“而鳄鱼医生是中国产的，我们今年不能买。我们可以明年再买鳄鱼医生—如果你乖的话。”

　　“那明年什么时候来？”他问。

　　“很久以后。”我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等着，”我告诉他，“我们还可以玩家里现在有的玩具。圣诞节才刚过去6个星期。瞧，你的玩具区都装满了。”

　　我指了指客厅地板上散布的积木块、玩具车、尖头塑料动物。维斯也扭头过去看了看，接着一脸茫然、仿佛啥也没看到似的又掉头对着我。他不喜欢我的答案，但我成功地让他哑口无言了。

　　还算容易，我想，太容易了。但转眼之间我明白了原因：对维斯来说，现在为时尚早，他还没来得及把支持中国的造反平台搭建好。我赶紧换了话题。

　　“你明天想去动物园吗？”我问。他微笑着点点头。凯文继续盯着我。我如履薄冰，但玩具战争总算暂时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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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我们去了动物园，接着星期天又去了马戏团。

　　“看哪，妈妈，”维斯说着，朝一排闪光棍子、帽子和花哨T恤指了指。他眼睛里闪烁着渴求的光芒。“一把剑！”

　　离开演还有5分钟了，我们应当尽快找着自己的座位。我买了两张马戏票，好带着维斯去看大象小丑耍把戏，吉普车开过大力士的身子。但还来不及走进大棚找着座位，来自中国的各类小玩意儿，就把维斯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狂热兴奋的小朋友们推挤着我们，他们身上大多装饰着闪闪发光的纪念品，手里攥着大团大团粉红色的棉花糖。扬声喇叭召唤人群进场，尽快找到座位，演出即将开始。

　　“给我买一个吧，妈妈？”维斯问我。他一只手拖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指着售卖纪念品的小摊儿。“你看见了吗？是把剑呢，真正的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我顺着维斯的手指，看见一把亮绿色的剑，装在塑料剑鞘里。旁边贴着一张手写的价签：15美元。

　　可别误会了我，我对男孩耍刀弄剑的心情十分理解，尤其是一个穿着一双小得不行的鞋子的男孩，渴望一把带鞘的剑—这心情，我太理解不过了。但我绝对不会掏出15块钱来买一把容易断掉的绿色塑料，我甚至根本不需要把那剑从挂钩上取下来，透过它闪闪的荧光翻检一番，才能告诉你它是哪儿产的—我可不是19世纪出生的人。那把剑，满身满脸都写着“中国制造”。只不过，抵制中国东西的人是我，不是维斯。维斯从来没提出要抵制中国，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抵制，甚至根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

　　我必须赶紧想法子。我蹲下身，跟维斯视线平行，开始跟他谈判。

　　“我不能给你买那把剑，因为今年我不买中国东西，”我说。“可要是你真的很想要，我会给你买，等回了家，你再用压岁钱还给我。这样，买它的就是你，不是我。”

　　维斯皱起眉。他不敢肯定我给他指的方向划算不划算，尤其是，我还告诉他，做了这笔交易，他的存钱罐就空了。

　　“你的存钱罐里有16美元，那把剑卖15块，再加上税的话，你的存钱罐会一直空到明年过生日，”我告诉他，“至少。”

　　我看见维斯在残忍无情的经济现实下蔫儿了气。接着我又想到他那勉强塞在网球鞋里的可怜脚丫子，好像把这么沉重的决定压到这么小的孩子肩膀上有失公平，于是我在交易里加了点糖。确切地说，是让它变得无法抗拒。我告诉维斯，要是他放弃那把中国剑，我会给他买个其他地方产的玩具，只要不是中国产的，什么都行。

　　“而且你可以把自己的钱留着。”我说。

　　他顿时快活起来。他也不是19世纪的孩子。他又飞快看了一眼那把剑，但我看出，他眼神里的那种渴望消退了，他已经在想着别的东西了。我牵着他的手，快步走进大棚，很快，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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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一天，吃过晚饭，我在附近的街上逛悠，听见一个孩子的声音呼唤着我的名字。我抬起头来，看见邻居家12岁的小女孩靠在自家前院的篱笆边上朝我挥手。

　　“我爸爸今天去了沃尔玛，”等我走近了，她这么对我说。她喘着气，带着一丝居心不良的笑意，因为有机会向大人告状而备觉兴奋。“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他给艾克买了鞋。”

　　为了获得戏剧效果，她停了一下。

　　“中国鞋子。”她压低声音，却又故意让我听见。

　　女孩的父亲从屋里出来跟我打了招呼，刚好听见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他显得有点窘。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不必向我，或者向任何人道歉，他就说了声对不起。

　　“我觉得不大好，”他说，“可我还是买了。”

　　我们的邻居有3个孩子，还要供房贷。他也是苦孩子出身，现在是美术教授，专门画鸟，作品精彩极了。跟凯文一样，他完全赞同全美的沃尔玛狂热会让美国加速走向毁灭。此前，听说了我们的抵制中国计划，他举起大拇指，并告诉我，今年他发誓不到沃尔玛买东西。如今，他自食其言，屈服于“低价格”的邪恶召唤，因为，他到这条街上的体育用品商店看了，70块一双的跑鞋，他实在买不起。

　　“我不能这么做，至少，不能给一个8岁的小孩子买70美元的鞋子啊！”他对我说，“于是我就开车到沃尔玛，在那儿买了几双鞋，我到现在还觉得挺难过。”

　　他一副沮丧样子，就好像是犯了什么可怕的罪过。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好傻站着，指望世界突然炸成一个大火球，把我也炸飞上天，或者，至少叫我想起什么有趣的事情说一说，打破紧张气氛啊。

　　“我只是觉得该告诉你一声。”他说，回头消沉地朝屋子走去。

　　他女儿胜利般凝望着他的背影。我在暮色中又站了一小会儿，惊恐地想到自己竟然当了一回邻居的忏悔牧师。那天晚上我才想起，我也应该向他忏悔的。我应该在夜色里冲着他高叫，我竟然铁着心肠，让我家老大稚嫩的脚丫上穿着完全不合适的小鞋，我有什么资格指责去沃尔玛买东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