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我碰到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当然，我是在梦里碰到他的，诚如我碰见米克·贾格尔和穆阿迈尔·卡扎菲。在梦里，我正在父母家，穿着浴袍，往浴缸里倒浴盐，突然有人敲门，说拉姆斯菲尔德来见我。我没料到他会来，我对自己当时的形象也有所觉悟，但我觉得这是跟国防大臣谈话的唯一机会。于是我冲进少女时代的卧室，会面就在这儿举行。拉姆斯菲尔德紧跟着也进来了，身后跟着一位名叫詹姆斯·韦伯的神秘联邦官员，还有一群黑着脸的助手。所有人都穿着深色西装，但没人提到我的浴袍。一连串拘谨的自我介绍后，我开始提问题。

　　突然之间，喧嚣一片，因为我们一下子从我原先的卧室变到了一处空旷、巨大的机场入口。我们坐的地方，正对着停机坪，几码开外就是冒着烟轰鸣的喷气机。我使劲地大叫，可拉姆斯菲尔德和韦伯紧闭着嘴，一语不发。他们什么也没听见。接着，飞机的引擎突然停了下来，四周嗖地一下安静了。结果，我重复问题的声音就显得特别响亮：我们买这么多从中国来的东西，这对美国工人来说是好是坏呢？

　　韦伯说：“这并非事出偶然，这是我们身为美国人所做的抉择。”我把这话写了下来。接着一个深色西装的陌生人扑了过来，把韦伯拐走了，于是只剩下了拉姆斯菲尔德和我。他说，他也该动身了，我陪他上了飞机。拉姆斯菲尔德转过身的时候，我打量着他的侧脸，发现他比电视上显得老得多。我还发现，他看起来仿佛有点像是中东人，还把头发染成了一种不自然的黑色—他变成了安瓦尔·萨达特，几年前被恐怖分子暗杀的埃及总统。

　　次日清晨醒来，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韦伯说的话写下来。搅咖啡的时候，我对凯文复述了自己做的梦，还带着恰如其分的庄严感，引用了韦伯说的话。“最薄弱环节”却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他傻笑道，“他根本不是和你一路的啊。”

　　我早就该知道跟他说就这结果。

　　之后，我开始调查詹姆斯·韦伯这个人的身份。在梦里，韦伯精妙地概括了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国的关系，我也愿意把这功劳归到他头上，但那到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他当真说过呢？我以为，既然是我梦到某人说了什么话，那这句话的首创权，归根结底该算我的；可要是我曾在新闻报道里读到过真正的詹姆斯·韦伯对中国发表的评论，只不过在梦里又想了起来，那该怎么算？

　　真正的詹姆斯·韦伯先生并不难找，他自己有网站。他是海军部前部长，越战英雄，畅销书作家—虽说我没读过他的书。在我梦里，他苍白瘦弱，西装晃晃悠悠地挂在身上，公文包的重量都把他给压垮了。而真正的詹姆斯·韦伯头发浓密，外表健壮，就好像一巴掌就能把你打趴下。网站上说他从前是拳击手，看起来也真的像。

　　真正的詹姆斯·韦伯喜欢谈论战争，尤其是越战，但我找了半天，并没看到他对美国人民迷恋中国进口货发表过什么看法。我得出结论，他在我梦里说的话，应该属于我的下意识想法，或者至少这么说，梦里那位詹姆斯·韦伯是我创造出来的—都是一回事儿。

　　最初，我对梦里韦伯一针见血的概括相当自得。他怎么说来着？并非事出偶然，而是我们身为美国人所做的抉择。真有点像周日脱口秀上听到的那种东西。但我想得越深入，对梦中韦伯看世界的观点就越发感到怀疑。不错，很多美国人—据我所知是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卖的产品买个没完，但这真的是他们做的抉择吗？还是仅仅是因为受不了便宜玩具和电视的诱惑而短视盲从？

　　再说，韦伯给我的算是什么回答？我问他中国进口的东西对美国工人是好还是坏，他却给我来了个无厘头，把我推离了轨道。乍一听起来他显得很聪明，可我越想越觉得他像个虚弱、营养不良的失败者，光靠塞在他公文箱里的那些官僚文件过活。他不是在为我说话，再也不是。其他人尽可以继续围在中国食槽边抢食，可今年，我做了另一个决定，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坚持到底。

　　所以，去你的吧，詹姆斯·韦伯—确切地说，是我梦中的詹姆斯·韦伯。

　　ゥゥゥ

　　结婚16年，你大概会以为够了解一个家伙了。之后，你知道他能力有限，发现他鬼鬼祟祟，健忘，不擅掩饰。至少，在春天将临的一个美妙星期六，我发现凯文就是这么一号人。

　　事情伊始，全无预兆。我站在屋外的露台上，戳穿了家得宝的塑料口袋，照看着沙箱里的孩子们。刚才凯文去了趟家得宝，拿回来一袋子叫人提不起兴致的东西：一条美国软管，一大把便宜儿童画笔。我发现这些画笔跟我前几天在车库里看到的旧画笔一模一样—而旧画笔，是中国造。我拾起一支新画笔，看见标明产地的标签给撕了；我又拿起一支，这支上的产地标签掉了；再拿起一支，还是一样。我抬起头，凝望着远处的草坪，琢磨为什么会有人要这么费事儿地弄掉一堆便宜货上的标签。

　　正在此时，凯文大步迈进了我的视线，肩上扛着一袋20磅重的草坪护根料，嘴唇紧紧地抿着，一副果决的样子。东西挺重，可他步子还是迈得很大。他很喜欢在开春儿给草坪培土，用铁铲戳开袋子时，就仿佛在用刺刀对付敌人。过一会儿，他就会吩咐孩子们让开路，然后干上一整天的培土活，在草坪上挥斥方遒，像个将军。

　　我叫住他，把画笔扔了过去。

　　“你注意它们是哪儿产的了吗？”我大声问他。

　　我的话，让凯文的膝盖冷不丁地一弯，接着肩上的袋子砰地一声掉在了地上。他身体开始发抖，用手撑在膝盖上。有那么一刻，我还以为他病了。可紧接着，他抬起头，裂开嘴，露出至少20颗牙齿。

　　“中国。”他脱口而出，笑得话都说不顺溜了。我从阳台上对他怒目而视。

　　“我坦白，”过了几分钟，他用手指拍了拍眼睛，说，“但我害怕你会叫我去退货。”

　　他说，他根本没想要检查画笔是哪儿产的，等回到家得宝的停车场，苏菲在汽车后座上哭闹起来，才记得有这么回事儿。于是他看了标签，发现是中国造。他想，拽着哭闹的孩子回店里去退掉价值59美分的画笔，没门儿！于是他站在车旁边，伴着苏菲越来越响亮的哭声，一支挨一支地把画笔上的标签给撕了。

　　“我原本希望你没发现。”他说。

　　“切，我当然会发现。”我说。

　　笑声渐渐止住，他显得有点担心起来。

　　“你想让我怎么做？难不成你真的要我开车过去退货？”

　　“我不会要你做任何事，”我说，“但你得对得起你的良心。别再出这种事儿。”

　　他认罪伏法地点点头，重新把护根料袋子扛上肩，朝着花圃走去。他居然吹起了口哨。

　　我不能怪凯文撞上了中国，最近几天，我也连续碰到了中国的东西。我发现杂货店的九折柜上放着芭比形状的中国巧克力；J. Crew的邮购清单上卖起了中国婚纱；商店里假日货品柜上所有塑料复活节彩蛋和布娃娃兔子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以上概无虚言，因为我挨个儿检查过。

　　不过，凯文对中国画笔事件的轻松心态，仍然是个麻烦，因为在这一年剩下的日子里，我只能利用愧疚情绪，让他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过。唠叨显然没用，要是我逼他太甚，他还击就更猛。我不敢叫抵制中国运动半途而废，可凯文会。从实际上来说，他已经这么做了。要是我弄得过火，麻烦可就没完了，而且他还会背着我买更多中国东西。反过来说，要是我对他太宽容，他明明犯了错却没受惩戒，他肯定会再次搞鬼。我指望他有点怕我，但我们都结婚16年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可能办得到这一点。我决定偷偷检查他买的东西的标签，就好像有些妻子爱检查丈夫衣领上有没有口红印一样。

　　ゥゥゥ

　　“啊？不是吧，你假装的吧？”我说，“你开玩笑的吧？”

　　“为啥啊？我可不觉得丢脸，”凯文说，“我觉得自己脑瓜子好使。”

　　“你太荒谬了。”我说。

　　“我很好。”他说。

　　3月中旬的一个温热下午，凯文下班回家，整个人都变了。变的是他的脸—居然戴着一副儿童太阳镜。还不只是儿童太阳镜哦—是超小款的女童太阳镜，热辣的粉红衬黑色，一边的镜片上还写着“街头美少女”字样。“街头美少女”是一出儿童节目的衍生玩具，一组乐呵呵的中国造洋娃娃。凯文的脑袋一定是给这副小到不行的太阳镜给压傻了，可当我提醒他赶紧把它摘下来扔掉时，他反而做出“我偏不”的挑衅样子。更糟的是，他告诉我他是在哪儿找到那玩意儿的—在幼儿园的失物招领篮里，紧挨着家长签到表。

　　“你偷的？”

　　“我观察好久了，”他说，“它搁在那儿好几个月了，说不定都有一年了。它不算是失物，谁想要谁要。”

　　凯文堕落到这般田地，始于上个星期他把自己的意大利太阳镜给弄丢之后。自从发现眼镜不在了，他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那副太阳镜他戴了10年了，他坚称戴上它，自己就好像《壮志凌云》（Top Gun）里的汤姆·克鲁斯。他知道，要是想不买中国产的太阳镜，就会花掉一大笔钱，可我们最近正好缺钱。前几天，他工作上的一个朋友，为他的困境提供了一段哲学般的建议，让他大感振作。朋友说，人是不会丢太阳镜的，他们只不过是把它放进了一个遍及全球的遗失物品摸彩袋里。凯文没有弄丢自己的意大利太阳镜，而是把它捐进了摸彩袋，朋友说。另外一副由别人捐赠的太阳镜，很快就会出现，到时候，凯文尽管自便取用，朋友强调说。

　　“你的学生，会把太阳镜撂在教室里，”朋友向凯文拍胸脯，“那就是你的下一副太阳镜。”

　　这一可疑推论的最终结果，成就了今天下午我家厨房站着的这个讨厌家伙—一个46岁老男人，戴着一副女童太阳镜！

　　“让我瞅瞅。”我说。

　　太阳镜后头的男人一脸怀疑。

　　“你不会故意把它弄坏吧，嗯？”凯文问。

　　他分外不情愿地把眼镜递给我，我朝镜架里瞟了一眼。诚如我的怀疑，它是中国货，但凯文知道规矩。礼物、废料和二手货，不在此次抵制行动之列。我把眼镜还给了他。

　　“我希望你别当众戴它，”我说，“至少，看在我的份上，别这么做。”

　　“我当然要当众戴它，”凯文回答，“我又没有其他的太阳镜。反正现在它是我的了。”他提醒我说，医生吩咐他一出门就得戴太阳镜，因为他年轻时晒了太多太阳，如今眼睛里长了个小瘤子。

　　“我确实需要太阳镜。”他说着，把它重新架回了鼻梁。

　　两天之后，我们再次在厨房里讨论起了太阳镜的话题。

　　“你为了这副白痴眼镜跟卡罗琳吵架了？不是真的吧？”我问。

　　“那不是吵架，”凯文说，“只是争论而已。再说，是我赢了。”

　　我闷哼一声。

　　“当然，你赢了，”我说，“人家卡罗琳才4岁。”

　　卡罗琳是维斯幼儿园班上的同学。她有一头浓密的金发，发束上差不多编着几百万根发带，古怪精灵极了。今天，凯文和维斯一起在幼儿园餐厅吃午饭，卡罗琳告诉在座的所有人，维斯的爸爸是个偷太阳镜的贼。凯文弯腰往盘子里捡鸡块和什锦水果时，把那粉红衬黑色的太阳镜塞在衬衣口袋里—“免得有人认出来”，他之后告诉我说—但卡罗琳的眼睛尖得像老鹰。

　　“那是大个儿凯瑟琳的眼镜。”卡罗琳大声说。

　　“不是。”凯文说。

　　“是的！”她说。

　　“不，不是！”他重复说。

　　“您不该偷东西，凯文先生。”卡罗琳说，伸出指头冲着桌子对面的凯文摇了摇。

　　“我没偷。”他撒谎道。

　　“您偷了，”她说，“您偷了大个儿凯瑟琳的太阳镜。”

　　“哈哈，没偷！”他说。

　　“哈，哈。”她说。

　　“停，停，”我说，举起手打断凯文的故事，“我可受不了你继续这样说下去。”

　　凯文一脸意犹未尽的样子，不仅意犹未尽，他简直兴高采烈。接着，我想到一些事，脑袋飞快地转起来。为了站稳脚跟，我得靠着橱柜上。我想起大个儿凯瑟琳来了，她是挺大个儿，去年她离开幼儿园去上学前班了，所以那副粉红衬黑色的太阳镜才会在失物招领篮里搁了那么久。

　　所以，卡罗琳没说错—维斯的爸爸偷了大个儿凯瑟琳的太阳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