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初到美国学习经济学。当时，日本对美国经济的冲击达到顶点（虽然现在回头看已经是尾声了），从匹兹堡到底特律，从汽车业到电子业，美国企业大量裁员，失业的工人走上街头抗议，捣毁并焚烧日本汽车泄愤……

　　而当时的中国，虽然改革开放在1978年就已开始，但仍在摆脱贫困的道路上摇摆不定，经济笼罩在回到计划体制还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大争论阴影中，要到一年后，中国才宣布选择市场经济。

　　仅仅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已彻底告别短缺经济，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成为“世界的工厂”——中国产品潮水般涌向全球，中国制造已成为令人生畏的力量。现在，在美国，在欧洲，人们正在谈论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冲击，如同1990年初他们谈论日本。

　　如何理解这一仍在加速的变化进程，并没有一致的答案。

　　2007年，中国的现实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图景。

　　悲观者看到：人民币持续升值，石油、铁矿石等资源价格继续大幅提升，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的上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正在被削弱；另一方面，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质疑前所未有地成为西方媒体追逐的热点，《华尔街日报》甚至以“中国制造遭遇危机”做为中国报道的专题。

　　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仅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末端占据了支配地位，中国的竞争力仅仅是低成本的制造能力，相对于产品的数量和规模，中国在价值创造上的成就几乎可以忽视。而且这样的模式不具可持续性——一旦成本上升的趋势开始，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将难以维系。而这一过程似乎已经开始。

　　但另一方面，大量的数字还在不断加强乐观者的判断：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利润率仍在提高中，中国企业IPO的价格和规模一再刷新历史纪录；中国的出口仍在持续两位数的增长，中国已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正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增长引擎……

　　斑驳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怎样的现实？

　　在两个提问的刺激下，我找到了理解现实的钥匙。

　　在担任商学院教授的多年中，被问的最多也是最根本的两个问题：来自跨国公司的提问是，价格战什么时候在中国是个头？什么时候不会再遭遇中国企业这么恐怖的价格杀手？而中国企业的提问则是，我什么时候能能够走出价格战的泥潭，可以享受跨国公司的超额利润？

　　我一直没有满意的答案。直到一天，我在课堂上脱口而出：其实双方都在做梦，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跨国公司过去的那种好日子将不会再来。世界的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巨大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全球的极大流动性，任何技术创新所能带来的模仿壁垒和垄断利润都在快速下降。相对同质化的竞争让低成本成为任何企业参与竞争的必要条件。中国企业的崛起把全球竞争的残酷性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毕竟，我们要解决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全面提高14亿人口的生活水平，在经过两百年的努力后，最终把他们都带入工业化时代。印度等国家的加入只是进一步放大了这个问题）。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公司都必须正视新竞争的残酷性，不能有任何幻想。谁能最早领悟新的游戏规则，并率先培养出适合新竞争环境的核心能力，谁就能主导下一轮的竞争。

　　这个变化的重要驱动力是正在加速的全球化，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里，很好地描绘了变化的过程。信息革命在过去三十年不断的深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产业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水平分工，资本、技术和人才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能实现全球性流动，世界是完全扁平的，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下，只要真有能力，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都比原来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实现优势，而不会更多地局限于原来那个支离破碎的世界经济格局。

　　中国在1970年代末开始历史性的改革开放，刚好与这一次全球化的进程同步，被逐步解开束缚的十几亿中国人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在薄弱的基础上，通过承接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通过学习西方技术，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过去30年内依靠低成本竞争，做成了世界工厂。

　　非常重要的一点被许多人忽视：早于中国起步的日本、韩国，在他们高速发展的阶段并没有被称为“世界工厂”，而中国获得了这样的称呼是因为中国不仅在众所周知的服装、箱包、制鞋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内具有全球竞争力，也在包括电子、造船、信息技术在内的绝大部分制造业领域内都具有低成本优势，可以为全球提供产品。这意味着，中国企业不仅在跨国公司主动转移的产业链上证明了自身的能力，也进入了跨国公司并未放弃的领域。日本、韩国企业的发展路径主要是在少数产业的集中突破。而中国企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在大多数产业的制造环节的大规模全面突破。而这种发展路径正是扁平的世界和开放的中国互相作用的结果。

　　中国的开放政策也迫使中国企业加速形成自己的能力。

　　少有人提及，中国不但比日本、韩国在同样发展阶段的对外开放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很多方面比日本和韩国在今天的开放度还要高。跟日本、韩国的崛起不一样，中国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就迅速、全面地融入全球经济，这迫使中国企业在成长初期就被逼着在自家的后花园里跟最强大的跨国公司直接过招，这是很大的压力、挑战，但是反过来，也是中国企业难得的机会——活下来的企业都是很强大的企业，至少生存能力特别强。

　　自身的资源、能力都非常有限的年幼中国企业既缺乏品牌，也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创新获取垄断性技术，享受由此带来的超额利润，降低价格不得不成为他们主要的竞争方式。过去十余年里，残酷的价格战在中国的各个产业领域渐次发生，从最初的服装、鞋帽到冰箱、电视等家电，再到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竞争中的中国企业被迫竭尽全力地寻找市场空隙、寻找新的利润空间和掌握新的技术，他们竭尽全力“向全世界学习”以存活下来。许多企业消失，但海尔、联想、华为这些活下来的企业则日渐强大，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中国玩家”。

　　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是，中国企业在残酷的竞争当中形成的某些能力，有可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会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比如在国内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径，现在正在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中被复制——从发展中国家开始快速的发展，再包围比较发达的国家；又如，在相对成熟的高科技产品上，中国企业擅长在质量、功能和成本之间找到比较难把握的平衡，从而迅速实现这些高科技产品的普及和大规模生产。而跨国公司很可能更强调研发、强调性能，而不是那么关注成本，中国企业对产品性价比的大幅提升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冲击力。

　　手工业化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定制。工业化时代最大的特点是福特的流水线、标准化、大规模。后工业化时代，最大的特点是大规模定制。中国企业靠大规模制造进入了全球经济，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全球经济模块化的发展，许多新的空间产生，凭借低成本优势拿下低端产品市场的中国玩家，虽然高端市场仍够不着，但可以通过大规模定制的方式去占领很多中端产品市场，这是未来十年最大的机会。

　　现实中，跑在最前面的中国玩家们已经远远超越了简单的低成本制造，他们已可以以低廉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高技术含量的、多样性的和专业的产品——过去，这些产品大多高成本、高价格，为领先的跨国公司带来稳定而相对长期的超额利润。提供给全球消费者的经济价值方程式已经被中国竞争者以成本创新的方式改写。被中国制造宠坏了的全球消费者把性价比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此同时，全球化正在整体降低技术壁垒，后来者也有可能获得新的技术，而跨国公司过去的成功正成为它们的羁绊——由于是技术的先行者，在推进技术中，有可能被锁定在特定的技术轨迹上，当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他们掉头、转身、转换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新进入的竞争者。虽然已感受到价格杀手的恐怖，但这些当下仍在众多领域享有优势地位的领先者们并未充分意识到，他们的领先空间正在“中国式游戏”中被蚕食，由他们主导的经济均衡正在面临来自中国的颠覆性竞争。

　　如果说，中国的竞争力在昨天可能是以一种价格尽可能低的基本形式出现，在逐步深化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那些壮大中的全球玩家们正在更具进攻性——中国企业正在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提供更新、更好、更具个性特征的各种产品，从传统的到高技术的。

　　过去中国的竞争力有许多抵达不了的边界，但那条边界已经在诸如家电、汽车零部件和机械等行业消失。它即将进入汽车行业的核心，而一波破坏潮已经对医疗设备和精细化工产业造成打击。早期迹象表明，在复杂、附加值高的行业——如生物技术、飞机制造和装备行业——里，也出现了新的来自中国的竞争，而人们以往认为新兴的中国企业难以企及这些行业。

　　对于企业而言，战略最重要的作用是指导发展方向。要明确发展的方向，就必须知道终点在哪儿——对终局的判断直接决定战略的前瞻性，再在对未来假设的基础之上，选择到达的最有效的路径。

　　这本书试图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描绘出中国制造未来十年的可能性，并指出中国的先行者们已经探索出的实现这种可能性的路径。如果没有意外，下一个十年，未来的IBM、未来的Sony、未来的通用汽车……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将在中国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