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装箱运输的历史并不久远，但大量相对近期的原始资料已经非常难以查找了。很多相关的企业记录已经灭失。纽约港务局（Port of New York Authority），也就是现在的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对集装箱运输的早期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该机构的很多记录毁于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的恐怖袭击。本书的面世要感谢很多热诚的档案管理员和图书管理员，是他们帮助我在研究者很少问津的那些馆藏中找到了现存的材料；还要感谢很多原本没有义务帮助我的个人，是他们彻底地翻查了自己的文件，为我找到了一些重要的记录。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当我最初想到要写写马尔科姆·麦克莱恩（Malcom McLean）时，北卡罗来纳州档案馆（North Carolina State Archives）的乔治·史蒂文森（George Stevenson）就给我送来了一些很难找到的关于麦克莱恩家族的资料。当我决定回顾更近期的集装箱运输时，纽约市档案馆（New York Municipal Archives）的肯尼斯·科布（Kenneth Cobb）、纽约拉瓜迪亚社区大学（LaGuardia Community College）拉瓜迪亚和瓦格纳档案馆（LaGuardia and Wagner Archives）的道格·迪卡罗（Doug DiCarlo）以及位于特伦顿（Trenton）的新泽西州档案馆（New Jersey State Archives）的贝特·M·爱泼斯坦（Bette M. Epstein）向我伸出了援手，让我完整地描述了集装箱摧毁纽约港的来龙去脉。

　　有关国际码头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的历史资料的缺乏，对研究码头劳资关系的历史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罗伯特·F·瓦格纳劳工档案馆（Robert F. Wagner Labor Archives）工作的盖尔·马尔姆格林（Gail Malmgreen），帮助我在他们的珍贵馆藏中找到了相关的档案和口述历史资料。帕特里夏·希欧内（Patrizia Sione）和梅利莎·霍兰（Melissa Holland）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劳资关系学院（School of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的卡瑟伍德图书馆（Catherwood Library）工作，他们帮助我在该馆的基尔中心（Kheel Center）翻阅了弗农·詹森（Vernon Jensen）的论文，其中包含了关于国际码头工人协会的大量细节。

　　军事史不是我的专业领域，但我希望了解集装箱运输在越战中的作用；我的努力得到了很多专家的指导。吉娜·埃克斯（Gina Akers）和韦德·威科夫（Wade Wyckoff）在华盛顿（Washington）海军历史中心（Naval Historical Center）的军事行动档案分馆（Operational Archives Branch）任职，他们为我提供了军事海运局（Military Sea Transportation Service）的记录以及美国海军的大量口述历史资料。让妮娜·斯威夫特（Jeannine Swift）和里奇·博伊兰（Rich Boylan）在马里兰州（Maryland）学院公园市（College Park）的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现代军事档案部（Modern Military Records Division）工作，他们竭尽全力地帮我找到了很少有人查阅的有关越战时期后勤运输的资料。威廉·莫伊（William Moye）在弗吉尼亚州（Virginia）贝尔沃堡市（Fort Belvoir）的美国陆军物资司令部历史办公室（U.S. Army Materiel Command Historical Office）任职，他为我提供了小弗兰克·S·贝森（Frank S. Besson Jr.）将军的重要信息--正是弗兰克将军说服美国的武装部队接受了集装箱运输。

　　罗杰·霍罗威茨（Roger Horowitz）和克里斯托弗·T·拜尔（Christopher T. Baer）在特拉华州（Delaware）威尔明顿市（Wilmington）的哈格利博物馆和图书馆（Hagley Museum and Library）工作，根据他们的提醒，我在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Penn Central Railroad）的档案中查到了一些我自己根本不会想到的文件。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Graduate Center）的贝丝·波斯纳（Beth Posner）帮我找到了大量不引人注意的资料。我还利用了很多其他的资料来源，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班克罗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康奈尔大学的图书馆系统、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和西雅图公共图书馆（Seattle Public Library）等等，在此我衷心地向这些单位的协助表示感谢。

　　对任何研究这一主题的研究者来说，美国商船学院（U.S. Merchant Marine Academy）的名誉教授阿瑟·多诺万（Arthur Donovan）以及已故的安德鲁·吉布森（Andrew Gibson）为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准备的口述历史资料都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多诺万教授还为我寻找关于集装箱标准的记录给予了指点。奥克兰港（Port of Oakland）的玛里琳·桑迪弗（Marilyn Sandifur）、米多里·塔巴塔（Midori Tabata）、杰罗姆·巴特尔（Jerome Battle）和迈克·贝里茨霍夫（Mike Beritzhoff）实在太热心了，他们带着我转遍了整个港口，让我得到了站场管理的最新知识。我要特别感谢吉姆·多伊格（Jim Doig）和莱斯·哈兰德尔（Les Harlander）--吉姆提供给我的材料（现存于新泽西州档案馆）是他为自己论述纽约港务局的一本权威书籍准备的，而莱斯关于集装箱标准谈判的文件是本书第7章的主要资料来源。

　　有很多人审读了本书的部分手稿，挑出了一些令人尴尬的错误，给我指出了其他的资料来源，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评论。我要特别感谢吉姆·多伊格、乔舒亚·弗里曼（Joshua Freeman）、文森特·格雷（Vincent Grey）、莱斯·哈兰德尔、托马斯·凯斯纳（Thomas Kessner）、纳尔逊·利希滕斯坦（Nelson Lichtenstein）、凯思琳·麦卡锡（Kathleen McCarthy）、布鲁斯·纳尔逊（Bruce Nelson）和朱迪思·斯坦（Judith Stein）。第5章的材料要献给商业史学会（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他们的几个成员为本书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和建议。第5章的部分内容曾经出现在《商业史评论》（Business History Review）上，其匿名评审人提出了非常有帮助的建议。另外，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审阅本书手稿的评审人也为改善本书做了很多。我还要感谢我在普林斯顿出版社的编辑们：劳伦·勒普（Lauren Lepow）做了非常出色的编辑加工，而蒂姆·沙利文（Tim Sullivan）彻底接受了我对本书的构想以及我认为集装箱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信念。

　　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