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严和黄经理经常是棒子和白菜双管齐下，两个人有时很默契。

　　黄经理又说：“现在竞争激烈，拼时间就是为了生存，年轻的时候苦一点累一点没有关系，等公司做大了，大家都是‘开国元勋’，到时候股票是大大的有；如果公司没有业绩，没有发展，你们还会面临失业，现在廉价的毕业生大把大把的，公司不愁找不到人……公司都是人做出来的，为了感谢大家的努力，方总特地从财务上拨了一点款，今晚请大家吃饭。”

　　黄经理特别喜欢放长线，这些软、硬兼施话我听得耳朵起茧。那时软件公司跳槽现象频繁，任何一个核心程序员的离职都是致命的。这些话基本上是每天早上必讲的。

　　晚饭结束之前，黄经理征求大家对公司管理的建议，方严立即给予否决，他说吃饭是轻松的事情，哪能饭桌上谈严肃的话题。

　　黄经理有点喝多了，他说：“方总，吃饭是轻松的时候，所以谈些严肃的话题才有效果……大家都说说，都谈谈，不要顾忌……大家不说是不是，那我先谈一点。我建议把奖给员工的红星上都印上美女或者帅哥，至于印哪位美女、哪位帅哥由大家反馈，尽管是望梅止渴，但符合人性……比如，我就喜欢张国荣，以后方总鼓励我，就可以把印有张国荣的红星奖给我。”

　　突然，方严的眼睛掉落在地上，他太严肃和气愤的脸都崩变形了。

　　第二天，方严和黄经理关起门在会议室大吵了一顿，过后，黄经理把我、宋智军和小关叫入会议室。他说刚接到一个项目，同样很紧张，希望我们仨下午就开始准备。不论黄经理和方严如何劝说和承诺奖赏，宋智军、小关都不当项目经理，于是我挺身而出。不过，我关键是为了多挣点钱，尽管这么一点钱宋智军、小关觉得不算什么，但对我很重要，因为我还欠宋智军三千元。

　　那年长江发大水，我考上硕士的消息传到村里的第二天洪水就冲毁了整个村庄，到北京报名的时候，我身无分文，学费等只有欠着学校的。报到那天，要体检，我当着两个女医生的面脱光了衣服……不一会，医生说我带有一种传染病，要到校医院隔离一周，还得自费……这些我都没有告诉家人，但就在我隔离的第三天，我父亲打来电话说我大哥染上了传染病……大哥的病情不断地恶化，不见好转。

　　所谓项目经理没有特权只有更辛苦，我开始以公司为家，吃在公司睡在公司，想在公司，梦也在公司。宋智军说我像纳粹集中营的囚犯，除了骨头什么都没有，连精神都消失了。还是胡莉心痛我，她几次到公司看我。

　　项目的客户是台湾人，这是公司第一份台胞的项目，领导要求一定要做好。方严更是说：“黄经理，你要和他们一起加班，这个项目不拼命，肯定完成不了。如果客户是大陆的，我可以活动活动，台湾人都很挑剔，见的IT世面多，我忽悠不了，他们说这个项目做好了，后一个项目的预算有上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