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创始于隋代，但由于隋朝短促，它的完善和程式化便不得不在唐代完成。科举制分为常举和制举两大类。常举主要有明经科和进士科，一般固定在春天举行。制举则是皇帝根据实际需要临时设立的一些科目。科举活动主要在京师长安举办，洛阳作为唐朝东都和武周神都，也有一些科举活动。

　　武德二年（619），唐高祖下《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诏》，有"八卦初陈，九畴攸叙"句。八卦即河图，九畴即洛书，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滥觞。时下学术界把河图洛书说成是河洛文化的先声。周公主持建都洛阳，制礼作乐，诏文把他和孔子并称二圣，在长安国子学立庙祭祀。尽管唐太宗初期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但科举制以周孔之教为理论核心的做法却不曾改变。这可看出科举活动与河洛文化的关系。

　　贞观元年（627），长安米贵，太宗始分人在洛州举行科举选拔，从此拉开了洛阳科举活动的序幕。贞观十一年（637），他在洛阳宫诏令河北、淮南诸州长官，搜访本地各种人才，包括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治体、可委字民，志行修立、为乡里所推者等等，提供驿车送至洛阳宫，破格提拔。但这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制举。贞观二十一年（647），他下诏次年二月东赴泰山封禅，后因河北闹水灾而取消，前令选举人赴洛阳宫，依然到长安结集。这是洛阳一次落空了的科举活动。

　　唐高宗时期，洛阳的科举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显庆二年（657），高宗初幸洛阳，下诏选拔武将，刘仁亶中第。龙朔二年（662），在洛阳设置国子监，以满足贵族和高级官员的子孙上学、应试、入仕之需。上元元年（674），他又幸洛阳，年底武则天建议明经科按照策问《孝经》《论语》的办法加试《老子》，次年高宗批准，并推广到进士科考试中。虽然武则天建周后取消了这一做法，但唐玄宗时又发展成为道举，可见洛阳对此事的奠基作用。制举须皇帝亲自过问，调露元年（679）十二月，高宗在洛阳武成殿接见岳牧举人（身为地方官的制举考生），问天阵、地阵、人阵是什么意思。武陟（今河南省武陟县）县尉员半千答道：兵书多说天阵指的是星宿孤虚这一类天象，地阵指的是山川形势的利弊，人阵指的是军队排列阵势时的主次和配合，自己以为不然。师出以义，如同及时雨，得天时，这才是天阵。兵士只有粮草充足，才能打胜仗，因而须一边从事军事活动，一边利用战争的间隙从事农耕生产，以得地利，这才是地阵。三军使用兵士，如同父子兄弟，得人利，这才是人阵。这三者若不具备，靠什么克敌制胜？高宗对这个说法非常欣赏，把他以上等名次录取。次年，高宗又在洛阳批准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关于明经、进士加试帖经（儒经经文填空考试）的建议，此后遂成为制度。可见科举制一些做法的创立成型，与洛阳有关，是河洛文化的新内涵。至迟在这一年，洛阳已举行常举考试，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陈子昂来应进士举，曾写下《落第西还别刘祭酒高明府》等诗。

　　武则天执政后把政治中心稳定在洛阳，负责贡举的机构因而固定在洛阳，没有必要在常举时间远赴已被冷落起来的长安去主持考试，常举、制举都在洛阳举行。垂拱元年（685），武则天刚临朝称制一年，策问进士时，就批评前代轻视中土，弃洛阳而不就地营建都城，还以《九河铭》为试题。九河是黄河下游诸多支流的总称，而洛阳北的孟津是黄河下游的起点。从此，武则天年年在洛阳举行科举考试，有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首先，武则天把科举活动同执政柄革唐命紧密结合起来，以考察舆论，收买人心。她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之初，策问时就自称为"朕"，说金木水火土五运因循替代，英明的国君乘时革命，还多次以"周""汉"对举。她后来改唐为周，固然有其父曾封为周国公的因素，然而她的心迹可以说由来已久。应试者的对策，口径不一致。皇甫伯琼称她为"圣母皇帝陛下"，歌颂她居于权力的顶峰，远在开天辟地时期的女娲和周室姬姓天子之上。但不少人口气很谨慎。吴师道称她为"皇太后陛下"，张说说她"母临黔首，子育苍生（以圣母的身份，像对待儿子一样，统领和抚育百姓）。"可见立即改朝换代，条件还不成熟。她于是考虑收买人心。载初元年（690），她广泛搜罗所谓被埋没的贤才，各地近万人来洛阳应制举。她到洛城南门楼亲自临试，还把最好的答卷复写很多份，颁示给各地朝集使和外宾，向中外炫耀大国以获得贤才为最得意的事情。她还在洛城殿策问贡士，数日才完毕，开贡士殿试的先河。不过，这只是在宫殿里行吏部考功员外郎之事，与后代省试之上的殿试做法不同。她称帝年余，又接见各地贡士，不论贤愚，一律提拔授官。长寿二年（693），有人上书指出："近年来各地所贡物品，元旦都陈列在御前，而贡士却在朝堂列队拜谢，这是贵财而贱义，重物而轻人。请陛下元旦接见贡士，让他们处在贡品前面。"她采纳这一建议，表示出对人才的尊重。这些做法实际上突破了武则天参政夺权的狭隘目的，使科举制发扬光大，增大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

　　其次，武则天注意调整儒释道三教关系，突出儒学的经世致用功效。她当初建议科举加试《老子》，说老子是皇室的始祖，《老子》一书是圣教，这有媚唐的成分。改唐建周后，她便调整政策，长寿二年（693）令贡举人学习她自己编的《臣轨》而停试《老子》。《臣轨》是当臣子的行为准则，是儒家的君臣关系规范。她因佛教制造理论依据而登极，但对佛教偏重于利用，从属于世俗利益，并非一味偏袒。长寿三年（694）制举策问试题说："佛教僧侣良莠参杂，若令拣择淘汰，担心有损佛教宏大的规模，但为了施行王化，请问究竟如何处置才好？"薛稷答道："对于混入僧籍中的不良分子，应让他们自新、还俗。国家应控制佛教的发展，提倡在家出家当居士。"这体现了国家对宗教的管理。这样，儒学在科举活动中的地位便牢不可破，用以熏陶、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

　　复次，武则天首创武举，拓宽了科举制的领域。长安二年（702），她在长安下令各州练习武艺者，每年按明经、进士例举送，成为常举中新设的一科。次年，她回到洛阳，武举的具体实施便在洛阳进行，成为河洛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武则天强调和发挥了河洛文化的主导作用。载初元年（690）制举策问就定都于神都一事征求意见，应试者纷纷称颂洛阳和河洛文化。张说答道：陛下据守河洛形胜宝地，定都洛阳，是英明的决策。古代的圣贤都是这么做的："轩后（轩辕）鱼图之水，建邦设都；周公龟墨之地，考堂作室。"证圣元年（695），孙嘉之进士对策又说："自龙马出河，爰分八卦（河图）；灵龟荐洛，乃见《九畴》（洛书）。文字以兴，典谟斯起。"在武则天的提倡下，公卿百官争相以文章跻身仕途，父教其子，兄教其弟，选定进士出路蔚成风气。这是武则天时期河洛文化的新内涵，影响中国政治生活长达一千余年，其支配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唐玄宗时期，在洛阳有不少科举活动。开元五年（717），他诏令各州所贡明经、进士考生赴长安后，应组织起来到国子监拜谒先师孔子像，学官为他们讲解儒经，解答疑问，五品以上的朝请官和朝集使前往观礼。开元二十四年（736），举子和主考官闹纠纷，玄宗诏令主考机构由吏部改为礼部，官员由吏部考功员外郎改为礼部侍郎充任。这些制度在长安施行，但当时玄宗是在洛阳下的诏令，因而洛阳是这些制度的出台地。玄宗还多次在洛城南门楼亲试制举人，有文藻宏丽、贤良方正、武足安边、高才沉沦草泽自举、智谋将帅等科。他还在洛阳为《孝经》作注，颁行全国。

　　唐代宗在吐蕃深入京畿时东避陕州，曾考虑迁都洛阳，因郭子仪等人谏阻而罢休。礼部侍郎贾至鉴于时艰岁歉，奏请应举士人分赴两都考试，与代宗重视洛阳的想法合拍，因而予以批准。永泰元年（765），置两都贡举，贾至改授尚书右丞，主持长安贡举，洛阳贡举由礼部侍郎杨绾主持。后来长安贡举由礼部侍郎负责，洛阳贡举则由东都留守负责。两都试题不同，如大历九年（774）长安试《元日望含元殿御扇开合诗》，洛阳试《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洛阳考试时间晚些，有时会放到年底。有一年，十一月下旬考杂文，十二月三日在天津桥放榜。但考试格式一样，诗赋都限定韵部和字数。这样实行了十一年，到大历十年（775），礼部侍郎常衮上疏，以为常举和制举不同，应该按照已有规章制度谒见有关部门长官、先师孔子像和皇帝，在洛阳无法做到，建议取消洛阳贡举，贡士一律集中到长安考试。代宗批准，从次年起，停止了洛阳的常举活动。

　　高宗在洛阳设置的国子监，和长安的国子监分别称为东监、西监。后来，洛阳又设置了国子学、太学、四门馆、广文馆、律馆、书馆、算馆和崇玄学等，但设于何时，史籍不详，仅知玄宗时已有，可能由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学校继承而来。元和二年（807），唐宪宗规定两都崇玄学以外各学馆生员的人数，洛阳少于长安，这是洛阳官员子孙少于长安的缘故，但保证了常举各科的生源。

　　大和元年（827）七月，唐文宗又下敕在洛阳置举。八月，礼部奏请长安国子监、宗正寺（管理李唐宗室）和鸿胪寺（管理外族）的举人，等洛阳举人考试完毕来长安时一并考试。于是，次年春由礼部侍郎崔郾在洛阳主持考试，试题为《缑山月夜闻王子晋吹笙诗》，体现了地方特色。这次，长安人杜牧考中进士，立即赶回长安，又考中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他在《赠终南兰若僧》一诗中得意地自吹为："两枝仙桂一时芳。"但这次洛阳贡举只是权宜之计，并没有坚持下去。

　　唐代洛阳最后的科举活动是在朱全忠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和立幼主唐哀帝期间。天复四年（904），昭宗在洛阳诏令各地官吏察访举荐怀才抱德隐遁山林和武艺绝伦湮沉卑贱者，许诺将待以不次之位，但昭宗既然已经自身难保，许诺则完全失去意义。当年，朱全忠杀昭宗立哀帝，从次年起直至唐亡，连续三年在洛阳开科取士。这名义上是唐朝皇帝在选拔人才，实际上是朱全忠在分化组合势力，演习显示自己的实力。他曾奏称高第进士刘匡图是河中镇判官刘崇之子，他的录取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和议论，建议礼部取消其资格，礼部只好照办。不过，我们抛开政权更替的内容不管，依然能看到洛阳和河洛文化与科举活动的密切联系，是与唐代相始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