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唐朝初建时，太史令傅奕在给唐高祖的一份奏疏中就曾指出："搢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妖胡浪语。"（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11，傅奕《上废省佛僧表》）接着，唐太宗又指出：佛教传入中国，"洎于近世，崇信滋深"，以至于"好异者望真谛而争归，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唐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到了唐后期，唐文宗又指出："黎庶信苦空之说，衣冠敬方便之门。"（《唐大诏令集》卷113，《条流僧尼敕》）这些不同时期的相同结论，可以说是官方对于有唐一代士大夫普遍崇佛状况的通报。

　　为了了解士大夫崇佛的普遍性，就需要列举一些具体的事例。

　　傅奕的同时代人萧瑀，就是一个代表。他"专心释氏，尝修梵行，每见沙门大德，尝与之论难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谐微旨"。（《册府元龟》卷821《总录部·崇释教》）唐高祖组织群臣讨论傅奕关于废除佛教的奏疏，萧瑀激烈反对，和傅奕直接交锋，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傅奕反驳道："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萧瑀不能回答，只是合掌咒骂道："地狱所设，正为是人。"（《旧唐书》卷79《傅奕传》）唐太宗曾经赐给萧瑀绣佛像一躯，在佛像旁绣着萧瑀供养的姿势；还赐给他一部南北朝时期王褒书写的《大品般若经》，以及充当讲诵服装的袈裟。萧瑀的家族中有将近二十人出家。据唐初僧人道宣《续高僧传》卷28记载，男性僧人有慧铨、智证。据《金石萃编》卷54《济度寺尼萧法愿法师墓志》和《关中石刻文字新编》卷3《大唐济度寺故比丘尼法乐法师墓志》、《大唐济度寺故比丘尼法灯法师墓志》，女性僧人有法乐、法愿、法灯、惠源等。萧瑀为《法华经》（《妙法莲华经》）撰疏，采集十多家注解，间有自己的心得体会，经常邀集京师名僧加以讨论。他的哥哥太府卿萧璟，一生诵读《法华经》一万多遍，雇人抄写一千部，每次朝参，要让侍从人员在前面手执经卷，公事之隙，抓紧诵读。家族中无论尊卑贵贱，对《法华经》都能成诵。道宣对这个崇佛世家大加赞赏，说："萧氏一门，可为天下楷模矣。"（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8《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慧铨传》）

　　王维字摩诘，他的名字就是由于崇佛而取典于佛教维摩诘居士的。他在《叹白发》诗中说："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全唐诗》）卷128，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排印本）他平常断荤血，吃素食，不穿华美的衣服。在京师，他每天饭名僧十数，以玄谈为乐事。斋中除了茶铛、药臼、经案、绳床，没有别的摆设。退朝之后，他便焚香独坐，专事坐禅诵经。妻子去世，不再娶，30年独居一室。临终之际，他给平生亲故写信，"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旧唐书》卷190《王维传》）

　　裴休出生在一个世代奉佛的家庭。他在公事之馀，常常游践山林，与僧人讲求佛理。他在锺陵当观察使时，将希运禅师由洪州高安县黄檗山迎至州治的龙兴寺，早晚问道。后来到了宛陵，再迎希运至所部，旦夕受法。他将自己和希运的问答记录下来，成为《筠州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一文。他以华严宗人宗密为师，还为宗密所写佛教文字撰序。他中年后不食荤血，斋戒摒弃嗜欲，"香炉贝典，不离斋中，咏叹赞呗，以为法乐"。（《册府元龟》卷927《总录部·佞佛》）他还按照印度原始佛教的做法，经常身披毳衲，到歌妓院持钵乞食，所谓接受堕落女人的供养。他还宣称："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愿世世为国王，弘护佛法"。（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6）

　　士大夫对僧人的尊崇和礼遇，不仅包括当时在世的，也包括已经去世的。武则天时，禅宗创始人慧能在韶州传弘佛教。后来，宋之问贬官衡阳，特意南下韶州参谒慧能，还写了一首长诗，说："洗虑宾空寂，焚香结精誓。愿以有漏躯，聿（一作辛）熏无生慧。物用益（一作一）冲旷，心源日闲细。"（《全唐诗》卷51，宋之问《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慧能去世后，武平一通过其门人怀让铸巨钟，武平一自撰铭赞，宋之问书写。唐玄宗时，宋璟节度广州，专诚去礼谒慧能塔，向其弟子令韬问无生法忍意。宋璟听令韬讲毕，非常高兴，向塔乞示征祥，不一会儿便出现奇瑞。唐宪宗时，马总当岭南观察使，因慧能去世百年尚无称号，就上疏朝廷，请求赐号；于是"诏谥大鉴禅师，塔曰灵照之塔"。（《柳宗元集》卷6，《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

　　裴宽曾上表请求出家为僧，没能获得批准。他和僧人往来，焚香礼忏，老而弥笃。他在洛阳当河南尹时，禅宗北宗普寂禅师去世，他偕同妻孥，身着孝服，设次哭临，妻孥都送丧至嵩山。严挺之和僧惠义十分友善。惠义去世，他穿孝服送丧至龛所。他自己病重时，自撰墓志说："十一月，葬于大照（普寂谥号）和尚塔次西原，礼也。"（《旧唐书》卷99《严挺之传》）

　　士大夫设斋念经，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祈求冥福，一方面是由于日常生活中这种不成文规定已成为社会默认的程序。李林甫每逢生日，就请僧人来家设斋赞佛。此外，还有写、刻佛经的。扬州司户曹司马乔卿，母亲去世，毁瘠骨立，"刺血写《金刚般若经》二卷"。（《太平广记》卷103，《司马乔卿》条引《法苑珠林》）张说《般若心经赞》说："秘书少监、驸马都尉荥阳郑万钧，深艺之士也，学有传癖，书成草圣，乃挥洒手翰，镌刻《心经》。……国老张说闻而嘉焉，赞扬佛事，题之乐石。"（唐张说《张燕公集》卷8）

　　士大夫不仅自己崇奉佛教，还进行义务的传教活动。朝散大夫、郏城令牛腾自称布衣公子，到西南蛮族聚居的牂牁做官。他"素秉诚信，笃敬佛道，虽已婚宦，如戒僧焉。口不妄谈，目不妄视，言无伪，行无颇，以是夷獠渐渍其化，遂大布释教于牂牁中"。（《太平广记》卷112，《牛腾》条引《纪闻》）

　　士大夫的崇佛，还表现在研读佛典、探讨佛理方面。有不少士大夫是仅仅次于佛门高僧的佛教典籍的研究者。萧颖士"儒释道三教，无不该通"。（北宋钱易《南部新书》庚部）李华、段成式等人也是如此。有的士大夫，佛学造诣远远超过高僧。他们不但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把佛学理论理解得十分透彻，而且还比较内学外学的同异，找出其渊源和交叉渗透的成分。柳宗元说："吾自幼好（一作学）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柳宗元集》卷25，《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北宋苏轼《苏东坡集》后集卷19《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说"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是不符合史实的。）他的《晨诣超师院读禅（一作莲）经》一诗，叙述了自己的读经活动。诗云："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一作遣）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馀，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一作语），悟悦心自足。"（《全唐诗》卷351）可以看得出，他把研读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对于佛理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他还批评一些他认为不符合佛教原意的理解："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柳宗元集》卷25，《送琛上人南游序》）刘禹锡说：自己做官20年，百虑而无一得，在懂得了世间所谓道无非畏途之后，深感"唯出世间法可尽心尔"，因而案席上放的多是佛教典籍--"旁行四句之书"，自己达到了"事佛而佞"（《刘禹锡集》卷29，《送僧元暠南游序》。《全唐诗》卷359作"东游"）的地步。

　　白居易早年即"栖心释梵"（《全唐诗》卷458，白居易《病中诗十五首·序》），"通学小中大乘法"。（《白居易集》卷70，《醉吟先生传》）据他的《与济法师书》（《白居易集》卷45）、《华严经社石记》（《白居易集》卷68），以及《钱虢州以三堂绝句见寄，因以本韵和之》（《全唐诗》卷441）、《病中看经赠诸道侣》（《全唐诗》卷459）和《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全唐诗》卷460）等诗自注，可知他读过的佛教典籍有《维摩经》、《首楞严三昧经》、《法华经戒》、《法王经》、《金刚三昧经》、《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等等。他在《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中，统计了八种通行佛经的字数，归纳了各自的主题思想，表现出自己对佛典的高度娴熟程度：

　　夫开示悟入诸佛知见，以了义度无边，以圆教垂无穷，莫尊于《妙法莲华经》，凡六万九千五百五言。证无生忍，造不二门，住不可思议解脱，莫极于《维摩经》，凡二万九千九十二言。摄四生九类，入无馀涅槃，实无得度者，莫先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坏罪集福，净一切恶道，莫急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凡三千二十言。应念顺愿，愿生极乐土，莫疾于《阿弥陀经》，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见观真相，莫出于《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诠自性，认本觉，莫深于《实相法密经》，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尘，依佛智，莫过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种经，具十二部，合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万佛之秘藏，尽矣。（《白居易集》卷69。"开示悟入"原作"开士悟入"，据《法华经》卷1《方便品》校改。）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可以说找不到一个对佛教知识一无所知的士大夫。即使是对佛教持否定态度的人，他们对佛教理论也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的。南宋马永卿引友人王抃话说："世人但知韩退之（韩愈）不好佛，反不知此老深明此意。观其《送高闲上人序》云：'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隳委靡溃败，不可收拾。'观此言语，乃深得历代祖师向上休歇一路。其所见处，大胜裴休。且休尝为《圆觉经序》，考其造诣，不及退之远甚。唐士大夫中，裴休最号为奉佛，退之最号为毁佛，两人所得之浅深，乃相反如此。"（南宋马永卿《嬾真子》卷2）这个说法虽不符合实际（参看本书第三章第二节），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士大夫崇佛的普遍性，还可以通过对另外两种人的分析来加以说明。一种人以李白为代表。李白思想中，儒释道三家杂糅，而受道教影响最深。南宋葛立方对李白的思想变化做出这样的分析："李白跌宕不羁，锺情于花酒风月则有矣，而肯自缚于枯禅，则知淡泊之味贤于啖炙远矣。白始学于白眉空，得'大地了镜彻，回旋寄轮风'之旨；中谒太山君，得'冥机发天光，独照谢世氛'之旨；晚见道崖，则此心豁然，更无疑滞矣，所谓'启开七窗牖，托宿掣电形'是也。后又有谈玄之作云：'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问语前后际，始知金仙（金仙子是佛的别称）妙。'则所得于佛氏者益远矣。"（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2）

　　另一种人以李翱为代表。他可以说是一位戏剧性的人物。他写有《去佛斋》一文，反佛态度非常坚决，享有同反佛巨匠韩愈几乎相当的声望。在他仕途蹭蹬，由内官贬为朗州刺史时，却谒见朗州药山禅僧智俨，受法警悟，作了两首诗，云："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相问无馀说，云在青霄水在瓶。""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全唐诗》卷369《赠药山高僧惟俨二首》）佛教徒很会抓住一点，大做文章。北宋僧人赞寧著《宋高僧传》卷17《惟俨传》这样写道："初，翱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为文会之交，自相与述古言，法六籍，为文黜浮华，尚理致，言为文者韩柳刘焉。……无何，翱邂逅于俨，顿了本心。"李翱还著有《复性书》上中下三篇，"韩柳览之，叹曰：'吾道萎迟，翱且逃矣。'"赞寧站在佛教的立场上评介这件事，所说韩、柳的感叹，未必可信。因为柳宗元自己信佛，对于李翱信佛，有什么可叹的？韩愈的友人中，信佛者不少，对别人能容忍，何独要对李翱感叹？南宋僧人普济摘录《景德传灯录》等五种佛教典籍而为《五灯会元》一书，该书卷5将李翱列为药山俨禅师法嗣，题作"刺史李翱居士"。但李翱《复性书》沟通儒佛两家思想，以佛解儒，则属事实。南宋人葉梦得和朱熹，都已明确揭出这一点（参看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清人钱大昕虽持有不同见解，却无法否认李翱和佛教的这种关系，说："《复性》三篇继孟、荀，习之（李翱）文与退之伦。偶题'云水天瓶'句，认作《传灯录》上人。"（清钱大昕《潜研堂诗续集》卷6，《题潘榕皋水云图，榕皋尝梦见董思翁舟中作书，并举《弥陀经》语、二林梦楼题诗，因有援以入佛之意，作此解之》）

　　唐代士大夫崇佛非常普遍，形成社会风气。李白和李翱这两类人，在这一社会风气的制约下，程度不同地受到佛教的影响。反佛的韩愈也不得不与佛教发生一些瓜葛。这都说明士大夫的崇佛，是唐代社会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