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上)

第六节 士大夫的隐居与佛教

唐代士大夫与佛教 作者:郭绍林


  士大夫隐居,在唐代形成风气。这有两种情况。

  其一,假隐,即以隐居标榜清高,猎取名声,待价而沽,以便曲线入仕,飞黄腾达。这样的"隐",往往求的是"显"。李白《将进酒》一诗,似乎非常旷达,然而在谈到"名"时,却不自觉地泄漏了其中的奥秘:"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全唐诗》卷162)卢藏用举进士不第,就隐居终南山,学辟谷、练气,但"有意当世",被时人称为"随驾隐士"。一次,他被司马承祯召至阙下,临别,他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此中大有嘉处。"司马承祯直率地揭出他的目的,说:"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新唐书》卷123《卢藏用传》)从此,以隐而仕便被称为终南捷径。罗隐以讽刺之深文而不第,刘赞劝他隐居邀名,赠诗说:"人皆言子屈,我独以为非。明主既难谒,青山何不归?年虚侵白鬓,尘在污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岂微?"罗隐于是有了归欤的念头。他隐居后所作的《五湖》诗,就有"终南山色空崔嵬","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等句。(清孙涛《全唐诗话续编》卷上,《罗隐》条引《鉴诫录》)可见这种假隐是入仕的跳板,所以皮日休径直指出:"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皮子文薮》卷9,《鹿门隐书六十篇》)

  其二,真隐。在仕途多舛、厌倦政治、逃避祸患、躲避矛盾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一些士大夫也采取隐居方式而生活。成功的隐居者,其人其事自然不会为人所知。凡是能从文献的零星记载中寻出一些关于隐居生活的蛛丝马迹的,都是由其本人隐居前后因诗名、仕宦或血统而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所致。上节谈到的方干,清人孙涛《全唐诗话续编》卷上《方干》条说:"《鉴诫录》云:方干处士号缺唇先生,有司以唇缺不可与科名,遂隐居鉴湖,作《闲居》诗曰:'寒山压镜心,此处是家林。梁燕欺春醉,闲猿学夜吟。云连平地起,月向白波沉。由是闻钟角,栖身可在深。'"唐代科举制规定,文化课考试录取后,还要参加释褐试,通过方能授官。释褐试考察四个方面,首先是"身",要求"体貌壮伟",然后是"言",要求"言词辩正","书",要求"楷法遒美","判",要求"文理优长"。方干的学生已经登第,而他自己由于缺唇这一明摆着的生理缺陷,是连进士科文化课考试录取的希望也没有的。由于他的诗名,他隐居后仍然为人所知。

  这些隐居的士大夫,和佛教打交道,既有都主张出世而引为同调,便于接近、融洽的一面;又有天地狭窄,无权少利,交游范围和内容受到限制的一面。隐居者和佛教的关系,有的比较多地表现在世俗生活方面,有的比较多地表现在宗教活动方面。下面就一些事例做具体的介绍。

  岑参15至20岁时,"隐于嵩阳";20至30岁时,"出入二郡(二郡指长安、洛阳)"。(《岑参集校注》卷5,《感旧赋(并序)》)今人陈铁民、侯忠义二先生《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附录《岑参年谱》认为,岑参出仕后,可能又在终南山隐居了几年。岑参年老后,又多次表示有"独往"(隐居)的打算。岑参所作诗中,有一些篇章反映了他自己和友人的隐居生活同佛教的关系,以及向佛教界表示自己的隐居志愿。《晚过盘石寺礼郑和尚》诗说:"暂诣高僧话,来寻野寺孤。……谈禅未得去,辍棹且踟蹰。"(《全唐诗》卷200)《冬夜宿仙游寺南凉堂呈谦道人》诗说:"爱兹林峦好,结宇向溪东。相识唯山僧,邻家一钓翁。……物幽兴易惬,事胜趣弥浓。愿谢区中缘,永依金人(佛被称为金仙子)宫。寄报乘辇客,簪裾尔何容!"在《上嘉州青衣山中峰,题惠净上人幽居,寄兵部杨郎中》诗序中,他披露道:"友人夏官弘农杨侯,清谈之士也,素工为文,独立于世,与余有方外之约,每多独往之意。"诗中表示:"君子满天朝,老夫忆沧浪。况值庐山远,抽簪归法王。"(《全唐诗》卷198)他的友人阎访寓居佛寺,他写有《携琴酒寻阎访崇济寺所居僧院》一诗,说:"相访但寻钟,门寒古殿松。弹琴醒暮酒,卷幔引诸峰。事惬林中语,人幽物外踪。吾庐幸接近,兹地兴偏慵。"(《全唐诗》卷200)

  唐末司空图隐居后,每天和名僧高士游咏不辍。因为他曾在中央和地方当官,所以交游的多是名僧。他在《赠日东鉴禅师》诗中写道:"故国无心度海潮,老禅方丈倚中条。"(《全唐诗》卷633)可知他隐居中条山王官谷时,结交的有外国僧人。诗僧虚中对他很向往。《唐才子传》卷8《僧虚中》条说到司空图准备隐居时的一件事:"时司空图悬车告老,却扫闭门,天下怀仰。虚中欲造见论交,未果,因归华山,寄以诗曰:'门径放莎垂,往来投刺(类似今日名片)稀。有时开御札,特地挂朝衣。岳信僧传去,天香鹤带归。佗(同他)时周召化,毋复更衰微。'图得诗大喜,言怀云:'十年华岳山前住,只得虚中一首诗。'其见重如此。"岑参、司空图都是把仕宦和归隐作为对立的现象,非此即彼,而依旁佛教过隐居生活的。也有因为其它缘故而隐居的。潞州从事李师诲觉察到其顶头上司刘从谏图谋不轨,就隐居于黎城山。泽潞藩镇的叛乱平定以后,李师诲受到朝廷嘉奖,当上县宰。他和僧人来往亲密。僧人送给他一块陨石,说是天上的乐器毁而坠于人间。(《太平广记》卷203,《李师诲》条引《尚书故实》)

  以上这些士大夫的隐居生活同佛教的关系,比较多地表现在世俗生活方面。他们或者主要着眼于山林佛寺的清幽,同喧嚣的尘世、社会的束缚恰恰成为对比,而表示钦羡、依旁;或者和僧人交往、吟诗,以消磨时光。

  比较多地表现在宗教活动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下面一些。

  武则天时期,当过长水县令的王友贞好学不倦,"读九经皆百遍","尤好释典,屏绝膻味"。他后来罢归田里,怀着佛教信仰,过着隐居生活,朝廷多次征召,都辞而不就。唐中宗下诏表彰他"抗志尘外,栖情物表,深归解脱之门,誓守薰修之诫。……坚持净义,不登于车服;味兹禅悦,靡求于珍馔"。(《旧唐书》卷192《王友贞传》)唐懿宗时,陈琡为人耿介,在幕府与人闹义气,就隐于茅山,与家眷隔山而居,一年半载才见一面。他本人"短褐素绦,焚香习禅而已"。(《太平广记》卷202,《陈琡》条引《玉堂闲话》)

  盛唐时期的孟浩然,是士大夫中困顿终身的布衣,几乎一生都隐居在家乡的鹿门山。这样的经历使他不可能接近很多名僧。他在《寻香山湛上人》诗中说:"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平生慕真隐,累日探(一作求)奇(一作灵)异。……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关于如何"累日探奇异",他在《还山贻湛法师》诗中做了详细的介绍:"幼(一作幻)闻无生理(无生之理指佛教学说),常欲观此身。心迹罕兼逐,崎岖多在尘。晚途归旧壑,偶与支公邻。导以微妙法,结为清净因。(原注:近本无上二句,下有'喜得林下契,共推席上珍。念兹泛苦海,方便示迷津'四句。)烦恼业顿舍,山林情转殷。朝来问疑义,夕话得清真。墨妙称古绝,词华惊世人。禅房闭虚静,花药连冬春。平石藉琴砚,落泉洒衣巾。欲知冥灭意(一作意冥灭),朝夕海鸥驯。"(《全唐诗》卷159)除了自己"得清真",甚至"戏鱼闻法聚,闲鸟诵经来"(《全唐诗》卷160,孟浩然《来(一作本)阇黎新亭作》),简直是生活在佛国里了。

  唐代最著名的隐士是卢鸿。卢鸿"少有学业,颇善籀篆楷隶,隐于嵩山","穷太一之道,践中庸之德"(《旧唐书》卷192《卢鸿一传》。按:多种典籍均作"卢鸿",如《宋高僧传》卷5《一行传》,唐刘肃《大唐新语》卷10,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5等),是一个亦儒亦道的人。唐玄宗多次征拜他做官,他都加以拒绝。禅宗北宗的普寂禅师在嵩山举办邑社活动,远近一千多位僧人如期而至。卢鸿受大会委托,写出一篇"序赞邑社"的导文,洋洋洒洒数千言,"字僻文古",由僧一行宣读,卢鸿受到礼遇。(《宋高僧传》卷5《唐中岳嵩阳寺一行传》)皮日休将平生最推崇的七位唐代人士写进《七爱诗》中,其中之一是卢鸿。《七爱诗·序》说:"傲大君者,必有真隐,以卢征君为真隐焉。"诗说:"天下皆餔糟,征君独洁己。天下皆乐闻,征君独洗耳。天下皆怀羞,征君独多耻。……万世唐书中,逸名不可比。粤吾慕真隐,强以骨肉累。如教不为名,敢有征君志。"(《全唐诗》卷608)无疑,卢鸿的隐居吸收了佛教恬淡无争的精神。

  至此似可以说,岑参、司空图把仕宦和归隐作为对立的现象来看待,那还仅仅是一般的对立,因而二者容易缓和,可以时官时隐、亦官亦隐。卢鸿这样傲大君的真隐,则是将仕宦和归隐作为特殊的对立而倚重于隐居,二者毫无缓和可言。这种出世往往是由于傲世,是对于社会种种弊端和黑暗现象的抗议。

  士大夫隐居后,脱离了社会的羁绊,固然可以"自顾无物役"(《全唐诗》卷190,韦应物《李博士弟以余罢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陆名山之期,久而未去,枉诗见问,中云'宋生昔登览',末云'那能顾蓬筚',直寄鄙怀,聊以为答》),优哉游哉,然而同时,也为自己和政治、社会的关系自造出一道藩篱。因而他们同佛教的关系,内涵显得非常单调。他们把自己同僧人的交往称作方外之交,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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