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说理散文

　　说理散文的写作，体现出作者的逻辑思维水平和辩论能力。佛教对于事物的繁琐细密的分析，和佛教逻辑学--因明，对士大夫说理散文的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人钱基博先生比较了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章，认为他们崇奉的学说不同，因而所写的文章在技巧上也有高下之别。他说："韩愈服膺儒者，而宗元兼通佛学，所为《龙安海禅师碑》、《南岳云峰寺和尚碑》、《大明和尚碑》，谈空显有，深入理奥，难在虚无寂灭之教，写以宏深肃括之文，其气安重以徐，其笔辨析而肆；钩赜索引，得未曾有；此固韩愈之所不屑为，而亦韩愈之所不能为者也。"（近人钱基博《韩愈志》第71页）韩愈和柳宗元，在散文的成就方面，堪称唐代的双璧。一般地说，韩愈的散文以表现手法见长，读者从中能较多地体会到美感，得到艺术享受；而柳宗元的散文以分析说理称美，读者从中能较多地体会到气势，见到它的深刻。这是由于他们各自所受教育的不同和气质的不同所造成的。韩愈是一位文学家，而柳宗元除了是一位文学家外，还是一位理论家，因为他除了具备韩愈的条件以外，还比韩愈多懂一门佛学理论。

　　唐代士大夫中，受到佛教影响，写出宏篇巨制的说理散文的，当推李师政。李师政在唐高祖时期当过东宫学士，后来归依佛教，拜著名僧人法琳为师，成为在家居士。他站在法琳一边，积极参加还击傅奕反佛的斗争。他所写的《内德论》，就是这一斗争的产物。《内德论》约一万二千字，在说理散文中，篇幅最为可观。全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二部分《通命》和第三部分《空有》，都是阐述、发挥佛理的文字。第一部分《辨惑》，是批判傅奕反佛言论的文字。

　　《辨惑》共有十条，针对傅奕的佛出西胡、周孔不言、毁佛誉道、比佛妖魅、昔有反僧、比僧土枭、讥毁须发、泥种事泥、有佛政虐、无佛民和等十种说法，逐一加以辩驳。我们不妨摘引一段，来看看它的逻辑性和辨析力量。

　　李师政先摆出傅奕"昔有反僧"的说法："赵时梁时，皆有僧反，况今天下僧尼二十万众。"紧接着反驳道："若以昔有反僧，而废今之法众，岂得以古有叛臣，而弃今之多士，邻有逆儿，而逐己之顺子，昔有乱民，而不养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众，非云集于一邑，实星分于九土，摄之以州县，限之以关河，无征发之威权，有宪章之禁约。纵令五三凶险，一二阐提，既无缘以乌合，亦何忧于蚁聚？且又沙门入道，岂怀亡命之谋，女子出家，宁求带钾之用。何乃混计僧尼之数，雷同枭獍之党，构虚以乱真，蔽善而称恶？君子有三畏，岂当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关尼父之失；皂服为非，岂是释尊之咎？僧干朝宪，尼犯俗刑，譬诵律而穿窬，如读礼而骄倨，但以人禀玩嚚之性，而不迁于善，非是经开逆乱之源，而令染于恶。人不皆贤，法实尽善，何得因怒恶而及善，以咎人而弃法？夫口谈[伯]夷、[柳下]惠，而身行[夏]桀、[盗]跖，耳听《诗》《礼》，而心存邪僻，夏殷已降，何代无之？岂得怒跖而尤夷、惠，疾邪而废《诗》《礼》？然则人有可诛之罪，法无可废之过，但应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贱道。窃笃信于妙法，不苟党于沙门，至于耘稊稗以殖嘉苗，肃奸回以清大教，所愿深矣。"（《广弘明集》卷14）

　　李师政的这段话讲了五层意思：

　　第一，傅奕以历史上曾有僧人造反，就主张将唐初的二十万僧人全部取缔，这个说法缺乏分析，站不住脚。古代有叛臣、叛民，不必因此而一概废弃当今的顺臣、顺民；同样，不能因为过去曾有过反僧，就因噎废食，取缔当今的所有僧人。

　　第二，僧尼出家，目的在于修持佛教，而绝不是为了造反。不能因为其中有个别恶劣分子，就把所有僧尼都看作是恶劣分子，或把佛教看作是产生劣迹的渊薮。

　　第三，僧人散处在全国各地，有山川形势的阻隔，有国家政权的管束，即使有个别僧人谋反，也不会聚集成伙，造成威胁。

　　第四，佛教持戒、劝善，连微小的身心过失都提倡防范，个别僧人犯法，是与这一主张背道而驰的，原因在于自己冥顽不化，没有接受佛教禁戒，当然责任应由自己负担，与佛教本身毫不相干，正如儒生有罪，不能归咎于孔子和儒教一样。

　　第五，对人应作分析，人是分等次的。世俗中有乱臣贼子，佛教中也有恶劣僧徒，这不必讳言。自己虽深信佛教，但绝不会与僧人无原则无是非地加以勾结，并且一直怀着愿望，清除不法僧人，使佛教纯洁、精粹，发扬光大。

　　可以看出，李师政这段话，思路清楚，逻辑严密，无懈可击。这当然得力于佛教的思想方法。

　　针对着傅奕"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无篡逆"的说法，李师政援引史实，指出傅奕"专构虚言，皆违实录"以外，还进而指出："一缕之盗，佛犹戒之，岂长篡逆之乱乎！一言之竞，佛亦防之，何败淳和之道乎！"他因而得出结论："惟佛之为教也，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治，劝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乐，惩非显地狱之苦。"（《广弘明集》卷14，《内德论·辨惑一》）这个说法，高屋建瓴，显示出李师政比傅奕站得高看得远。

　　傅奕反佛，用了很多谩骂的字眼。李师政引用过的有"道人土枭，驴骡四色，皆是贪逆之恶种"。（《广弘明集》卷14，《内德论·辨惑一》）法琳所引更详细，有"西域胡者，恶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犹毛臊，人面而兽心；土枭道人，驴骡四色，贪逆之恶种。佛生西方，非中国之正俗，盖妖魅之邪气"。此外，还有说佛是"胡鬼"，僧是"秃丁"，佛经是"妖胡浪语"，戒律是"邪戒"等等。（《广弘明集》卷11，傅奕《上废省佛僧表》，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引傅奕语）谩骂是不理智不文明的行为，往往是辩论一方理论力量不足，才感情用事，乞救于污秽的语言，企图以声势震慑对方，压倒对方，才出现的现象。李师政并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显得心平气和，颇有风度，柔中有刚，绝不让步。他先说自己皈依佛教之前，"笃志于儒林"，"措心于文苑"，不了解佛理，有很多糊涂认识，接着说："太史令傅君，又甚余曩日之惑焉。"他摆出傅奕的论点后，往往说："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或"此其未思之言也"，"此又不思之言也"。在逐条批驳中，他针对傅奕关于佛教"有之为损，无之为益"的说法，连连感叹："是何言欤！是何言欤！与佛何雠，而诬之至此。佛何所负，而疾之若雠乎！"傅奕要废弃于国有益的佛教，"何其为国谋而不忠乎！为身虑而不远乎！"傅奕这样做，"亦何伤于佛日乎？但自沦于苦海矣。轻而不避，良可悲夫！"（《广弘明集》卷14，《内德论·辨惑一》）佛教认为贪、瞋、痴三毒是阻碍众生成佛的主要因素，应该用戒、定、慧三学加以破除。李师政正是以定破瞋，故能不像傅奕那样跳梁怒骂，而能境地平和，安重以徐；正是以慧破痴，故能不像傅奕那样片面和不作分析，而能思路敏捷，辩才无碍。大乘佛教将三学发展成为六度，即加上了布施、忍辱、精进。李师政正是在精进精神的指导下，奋起护法，以诤而止于无诤的。

　　从以上这些事例可以看出，佛教缜密细致的思想方法，给予士大夫以深刻的影响，使他们的头脑变得周密复杂起来，他们比起不受佛教影响的士大夫，所写说理散文显得细密深刻，奔放浩荡，具有强烈的理论力量和逻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