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贵仁义、贱刑罚

　　唐代统治阶级普遍认为，在加强社会治安方面，"仁义"和"刑罚"是不可缺少的两种手段，但仁义是根本，刑罚是枝梢，因而应该贵仁义贱刑罚，先仁义后刑罚。

　　魏徵上唐太宗《理狱听谏疏》指出："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治），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心情苟正，则奸慝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民相爱则无相伤害之意，动思义则无畜奸邪之心，若此非律令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乃以防奸恶而救祸患，检淫邪而内（纳）正道。"（《全唐文》卷140）

　　武则天当政，任用酷吏，大兴诏狱，诛杀过度，闹得人心惶惶。陈子昂不满这种状况，连续上疏加以谏阻。《请措刑科》指出："圣人用刑，本以禁乱，乱静刑息，不为升平所设。何者？太平之人悦乐于德，不悦乐于刑，以刑穷于人，人必惨怛。故圣人贵措刑，不贵烦刑。""措刑崇德，正在今日，实圣政之至要者也。"（《全唐文》卷212）《谏刑书》指出："臣闻自古圣王谓之大圣者，皆云尚德崇礼，贵仁贱刑，刑措不用，谓之圣德，不称严刑猛制用狱为理者也。"（《全唐文》卷213）《谏用刑书》又指出："臣闻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义也；霸者威之，盛权智也；强国胁之，务刑罚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变，然后刑之，故至于刑，则非王者所贵矣。""愚人安则乐生，危则思变，故事有招祸，而法有起奸。倘大狱未休，支党日广，天下疑惑，相恐无辜，人情之变，不可不察。"（《全唐文》卷213）

　　关于如何"去盗贼"，白居易提出《举德选能安业厚生》的议案，指出："臣闻圣王之去盗贼也，有二道焉：始则举有德，选有能，使教化大行，奸宄者去；次又安其业，厚其生，使廉耻大兴，贪暴者息。""俗之贪廉，盗之有无，系于人之劳逸，吏之贤否也。""伏惟陛下大推爱人之诚，广喻称善之旨，厚其生业，使俗知耻格，举以贤能，使国无幸人，自然廉让风行，奸滥日息，则重门罕闻击柝，外户庶见于不扃者矣。"（《全唐文》卷671）

　　这些绵延于唐代各个时期的说法，可以归纳为这样的认识：儒家的纲常伦理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理论，是民众为人处世的准则，也是协调社会关系的法宝。因此，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在执行和推广仁义道德方面，要积极主动，做出表率。一旦纲常名教宣传普及到全社会，在各个阶层深入人心，自然会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不至于出现危害社会治安的言论和行动，那么，刑罚虽设置而无所用。但这种局面不易出现，那就应在积极预防已经失败而出现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象之后，不得已而运用刑律和镇压，以做消极的补救。因此，尽管仁义和刑罚都为维持治安必不可缺，但二者地位并非平分秋色，应该贵仁义贱刑罚，先仁义后刑罚。维持社会治安是个系统工程，除了运用仁义和刑罚这两种手段之外，还应该从组织上解决选拔任用对仁义身体力行的官员问题，从经济上解决百姓的生计问题，以便养廉知耻，遵行仁义，防患于未然。

　　二、 利用佛教的劝善弭祸功能

　　唐代宗教大盛，在众多宗教中，佛教实际上处于主导地位。佛教带给社会的影响是复杂而多元的。佛教的出世主张与儒家学说的入世主张相矛盾，吸引了大量游手好闲的人背弃社会责任，逃避赋税，遁世出家，甚至还搞一些左道活动，这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与国家利益相对立的状态。因此，佛教受到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的批判，以及国家的限制和打击。

　　唐朝初年，唐高祖等人企图废弃佛教，佛教徒和崇佛士大夫奋起抗争。释法琳向唐高祖奏上《辩正论》，指出佛教在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朝廷统治方面，有其特殊的高妙的功能。该文说："释氏之化，无所不可，谅入道之教源，诚济俗之称首。夫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故知五戒十善，为正治之本矣。又五戒修而恶趣灭，十善畅而人天滋，人天滋而正化隆，恶趣衰而灾害殄。"（《广弘明集》卷13）法琳的世俗弟子李师政撰《内德论》予以配合，说："一缕之盗，佛犹戒之，岂长篡逆之乱乎？一言之竞，佛亦防之，何败淳和之道乎？惟佛之为教也，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治，劝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乐，惩非示地狱之苦，不唯一字以为褒贬，岂止五刑而作戒。"（《广弘明集》卷14）这些说法动摇了唐高祖的废佛信念，后来的皇帝和大大小小的官吏，都不断加深对佛教这一功能的认识。

　　朝廷所下的诏敕论及佛教、道教时说："释教本以助化，道家先于理国，惩恶劝善，以齐死生，熏然慈仁，美利天下，所庇者大，所益者深，故历代崇尚而弗易也。"（《全唐文》卷410，常衮《禁天下寺观停客制》）刘禹锡《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指出：佛教"阴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生成之外，别有陶冶，刑政不及，曲为调柔"。（《刘禹锡集》卷4）裴休评论释宗密的传教活动是："忠孝不并化，荷担不胜任，吾师耻之。""故亲师之法者，贫则施，暴则敛，刚则随，戾则顺，昏则开，堕则奋，自荣者慊，自坚者化，徇私者公，溺情者义。""其以阐教度生，助国家之化也如此。"（《宋高僧传》卷6《宗密传》）李节《饯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求藏经诗序》，指出晚唐时期社会治安已出现严重危机，佛教有其特殊的作用，说："夫释氏之教，以清净恬虚为禅定，以柔谦退让为忍辱，故怨争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为修行，以穷达寿夭为因果，故贱陋可得而安也。""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故离衰乱之俗可得而安，赖此也。"这便是"释氏扶世助化之大益"。（《全唐文》卷788）

　　统治阶级利用佛教劝善弭祸、阴助教化的作用，有其社会根源。其一，佛教作为宗教，具有神秘主义、信仰主义的色彩。当世俗说教失去灵验时，同样的精神由佛教变换一种方式或一套术语加以表达，就带来了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使得具有敬畏神灵心理的民众受到震慑，几乎不假思索便接受服膺。换言之，佛教伦理比纲常名教对社会有更大的渗透力。其二，儒学仁义道德的说教，主要引导人们认识自身的社会责任，而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却唤醒人们对自身利益的思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现世的言论、行为和来世的处境直接挂钩，为着利己的目的，也应该行善断恶。假若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怨无争，谦让恬淡，推而广之，必定是全社会的安定和封建秩序的长治久安。世俗动用刑律，以行杀而止杀，无法根绝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象。而佛教提倡对微小的身心过恶予以防范，以不杀而止杀，断其杀业，防患于未然，与世俗追求的最佳状态"刑措"完全一致。这样，佛教便在幕后悄悄地起到了维持社会治安的作用。

　　三、 注意缓和社会矛盾

　　唐初统治阶级不断探讨统一强大富庶的隋帝国何以立国不久就出现危机，以至于被推翻，以及由此应该总结出什么教训。魏徵认为："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纵）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唐太宗得出这样的结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也。"（《贞观政要》卷1）他同群臣讨论如何"止盗"，有人建议动用严刑峻法，他不以为然，认为："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资治通鉴》卷192）这些说法表明，唐初君臣认识到统治阶级的行为在维系社会治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应该整饬自身，缓和矛盾，不把民众逼到偷鸡摸狗或铤而走险的地步。

　　刑律的制定体现了较为宽松的精神。唐高祖初年修定刑律，对较为平恕的隋开皇律进行增补和删节，"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旧唐书》卷50《刑法志》）唐太宗时期继续减轻处罚，修改绞刑50条，免死而改为断右趾。唐太宗认为依然残酷，多次与群臣讨论。群臣认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废，制为死、流、徒、杖、笞五等，已备五刑。今复设刖足，是谓六刑。减死在于宽弘，加刑又加烦峻。"于是，"除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旧唐书》卷50《刑法志》）唐太宗还下令笞刑不得鞭背，因为他从《明堂针穴图》得知人的五脏都长在背下，针灸失所，尚且会导致生命危险，何况鞭笞横下，能无意外。笞刑是五刑中最轻的处罚，"岂容以最轻之刑而或致之死"。（《唐会要》卷40《君上慎恤》）

　　刑律的执行强调"恤狱慎刑"（《全唐文》卷11，唐高宗《详定刑名诏》），"务从宽宥"。（《全唐文》卷7，唐太宗《久旱简刑诏》）法官断狱难免有"失出"和"失入"的现象。失出指有罪错放或重罪轻判，失入指无罪错判或轻罪重判。出现失出现象，法官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杀头，而失入有时却不追究责任。因此，法官宁严勿宽，刑网苛密。唐太宗问起大理卿刘德威，刘说："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则无辜，失出则便获大罪，所由吏皆深文。"唐太宗及时纠正，"由是失于出入者，令依律文，断狱者渐为平允"。（《旧唐书》卷50《刑法志》）统治阶级还不断下诏赦免罪犯。唐玄宗《恤刑制》说自己登极以来"未尝行极刑，起大狱"。（《全唐文》卷23）《放免囚徒制》说："今三农在时，宜助生育，庶覃宽宥之泽，以协上元之心。其天下见（现）禁囚徒，应合死配流岭南，流已下罪并见徒，一切放免。其责保在外及追捉未获者，并同见禁例处分。"（《全唐文》卷24）甚至对于十恶不赦罪也予以赦免。《天长节（唐玄宗生日）推恩制》说："其天下见禁囚徒，有犯十恶及谋杀伪造头首罪至死者，特宜免死，配流岭南远恶处，自馀一切释放。"（《全唐文》卷25）赦免虽有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如果过于频繁宽松，则会走向反面，因而要保持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限度内。关于这一点，唐太宗说得很清楚："凡赦，唯及不轨之辈。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夫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不甚放赦。……数赦则愚人常冀侥幸，唯欲犯法，不能改过。"（《唐会要》卷40《论赦宥》）

　　尽管缓和社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缓和阶级矛盾，但由于李唐王朝的阶级压迫性质，规定了以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在实质上处于同劳动人民对立的状态，那么，所谓维持社会治安，统治阶级首先考虑的便是如何保障封建统治长治久安，而把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秩序放到从属的地位，剥削制度本身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因此，统治阶级的治安思想，无法指导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