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北衙兵的治安职责

　　唐代的天子禁军有所谓南北衙兵，职守各有侧重，共同负责中央和京师长安的治安工作。

　　南衙兵指十六卫，由于驻守在宫城南面的皇城内，负责宫城、皇城的守卫，因而得名。十六卫由隋代的十二卫和十六府演变而来，名称几经变更，稳定的称谓是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以及左、右千牛卫。无论是唐初以来实行府兵制，还是唐玄宗时期改为募兵制，十六卫都是最高的军事机构。府兵制时期，十六卫统领遍布于全国的军府，即折冲府，以及在京师长安由官僚贵族子孙组成的五府，即一个亲王府，两个勋卫府，两个翊卫府；募兵制时期则统领彍骑。十六卫各设正三品大将军一人，从三品将军二人，以及一些负责具体事务的其他官员。大将军的挑选，要考虑绝对忠于朝廷，恪守职责。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表彰左卫大将军李大亮，说："公敦懿其心，诚善事主，每行夜自当丙夜，遣郎将、中郎将行甲乙丁戊等夜，身先于人，真将军也。"（《唐会要》卷71《十二卫》）又说："至公宿直，我便通夜安卧。"（《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李大亮死后，唐太宗非常悲痛，诏令陪葬于自己的陵墓昭陵旁。

　　十六卫都要承担宫禁宿卫任务。其中左、右卫是核心机构，依据各种军府派来执行宿卫任务的府兵或招募来的彍骑的名籍，分配至各卫，执行宿卫任务。左、右卫的兵士平时在内廊阁门外分为供奉仗、亲仗、勋仗、翊仗、散手仗等五仗，坐在东西廊下。皇帝御临正殿，左、右卫兵士以黄旗仗为标志，列队分别站在两阶，在正门内，以挟门队坐在东西两厢。在他们的下面，依次站着左、右骁卫和左、右武卫等兵士。正殿前举行大朝会时，左、右骁卫的兵士以黄旗队和胡禄（佩带在腰右侧的箭袋）队坐在东西廊下，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和左、右领军卫的兵士，分别身着白色、黑色和青色的铠甲，手执旗帜、兵器，列于左右两厢。

　　左、右金吾卫负责京城的昼夜巡警，"以执御非违"。（《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因此，设置了左、右街使，负责城区主干街道的巡视任务。有时候，一些正常的人际关系，左、右金吾卫也作为情报向上汇报。唐德宗《听朝官伏腊过从诏》对此加以阻止，说："比来朝官或诸处过从，金吾皆以上闻。其间如素是亲故，或会同僚友，伏腊岁序，时有还往，亦是常礼，人情所通。自今以后，金吾不须闻。"（《全唐文》卷53）外郭城门和坊角设有武候铺，由左、右金吾卫组织兵士站岗值勤，按照规定时间启闭城门。皇帝车驾出入，左、右金吾卫"以清游队，建白泽朱雀等旗队先驱"，皇帝巡幸田猎，"则执其左右营卫之禁"。（《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

　　左右监门卫掌管宫城、皇城诸门禁卫和门籍，参与诸门值勤工作的还有左、右卫和左、右骁卫。凡官员朝参、奏事或奉敕参见，以及仪仗出入，左、右监门卫都要勘验门籍或诏敕，检查出入人数。皇帝巡幸，左、右监门卫依照一定的仪仗在衙门之下监守。

　　左、右千牛卫负责宫殿侍卫和供御仪仗。千牛备身左右手执弓箭，宿卫皇帝，皇帝坐朝时，在御座左右行施防护职责。

　　北衙兵指北衙十军，由于驻守在皇城北面的宫城和禁苑中而得名。它们是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左、右神策军，以及左、右神威军。北衙禁军对于宫城和皇帝的保卫，责任更加重大直接，其中以羽林军和神策军所起作用为大。左、右羽林军大将军，负责统领北衙兵，督摄左右厢飞骑仪仗。大朝会时，率其仪仗环卫阶陛，皇帝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如果需要南衙兵入宫，皇帝先下敕令，由羽林大将军将墨敕转给金吾卫引驾仗，引驾仗官和左、右监门卫据敕上奏，皇帝再下敕令，南衙兵才能入宫。左、右神策军在唐后期更为朝廷倚重，其职责已经超出了北衙兵的范围，推而广之于整个京师城区。唐文宗所下《令神策军与府县协捕盗贼诏》说："如闻近日京城颇有盗贼，府（京兆府）县（长安县、万年县）所由至少，防制实难，须假军司，共为捕察。宜令左、右神策各差人与府县计会，如有盗贼，同力追擒。仍具所差人数姓名，并所配防界，牒报京兆府。应捕获贼，并先送府县推问。如有诸军诸使勘验知情状，如实是杀人及强盗，罪迹分明，不计赃之多少，闻奏讫牒报本司，便付京兆府决杀。"（《全唐文》卷71）

　　南北衙兵的同时设置，除了用以维持治安以外，还有互相牵制的用意。安史乱中，京师多盗，宦官李辅国请选500名羽林军骑士代替金吾卫兵士在城区巡逻。宰相李揆上《请罢送羽林骑士备巡检疏》，反对道："昔西汉以南北军相统摄，故周勃因南军入北军（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搞》页52说应作'因北军入南军'），遂安刘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区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变，将何以制之？"（《全唐文》卷371）唐肃宗于是作罢。

　　二、 卫禁制度

　　宫城是皇帝起居和听政的处所，唐代修建了高三丈五尺的城墙加以防卫，还制定了周密严格的卫禁制度，以确保安全。

　　宫城内外诸门分为三类。一类是宫城门，顺天等门为宫城门。顺天门是宫城的正南门，唐高祖时称此名，唐中宗时改称承天门。再一类是宫门，嘉德等门为宫门。嘉德门是太极殿的正门，南对承天门。第三类是殿门，太极等门为殿门。三类门的重要性由外入内依次提高。九品以上文武官，为着进宫的需要，须将姓名、职务、年龄、体貌特征等事项登记为籍，报送引驾仗和监门卫，一月一换，作为进门的凭证。宿卫兵士也要造籍，因宿卫是日常性的活动，天天勘验，故称为长籍。守门将士勘验门籍，决定是否放行，无籍者不许入宫。不应入而入称为"阑入"，连同冒名顶籍和籍废又入，一律依据诸门的重要程度而治罪，轻者判处两年徒刑，重者处死。同时，守门将士也要因玩忽职守而治罪。此外，对于诸门夜间的管理，开锁的手段，工匠在宫中从事修缮时的出入和迷误，兵士宿卫时误遗兵仗，以及是否按番值勤等等情况，卫禁制度都有处分规定。卫禁制度同样适合于皇城门和京城（外郭城）门，但因重要程度不同，处分依次降低。

　　卫禁制度的执行一直很严厉，特殊情况下也有所变通。武德九年（626），唐太宗刚刚执政，为了消灭宿敌东突厥，经常组织数百名宿卫兵士在自己听政的东宫显德殿演习武艺。群臣谏阻，说："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绞。今使卑碎之人张弓挟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万一有狂夫窃发，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唐太宗不听，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资治通鉴》卷192）同年，唐太宗皇后长孙氏之兄、吏部尚书、权检校左武卫大将军长孙无忌，奉诏参见，不解佩刀，进入东上阁门。在议罪时，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监门校尉不觉，合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唐太宗同意。但大理少卿戴胄反驳道："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刀入，同为误耳。臣子之于君，不得称误。……校尉缘无忌以致罪，法当轻。若论其过，则其情一也，生死顿殊，敢以固请。"（《唐会要》卷39《议刑轻重》）唐太宗于是同意免除校尉的死刑。

　　三、 坊市的治安管理

　　宫城、皇城的东西南三个方面，是外围城区，称为外郭城或京城、京师城。外郭城东西长18里又115步，南北15里又175步，周围67里，但城高只是宫城城墙的一半，为一丈八尺。外郭城以朱雀街为界，划分为东西（左右）两部分，东为万年县，西为长安县。外郭城是坊、市和寺观的所在地，共有114个坊，东市、西市各占两坊，剩下的110坊，二县各领一半。坊又称为里，是长方形的居民区。外郭城的街道东西南北笔直交错，把各坊隔开，鳞次栉比，非常整齐。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把这种格局描述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全唐诗》卷448）

　　每一个坊都修造围墙，设置大门，大门由门吏按照规定的时间和信号启闭。这种封闭式的结构和严格的管理，目的全在于加强治安防范。《长安志图》卷上解释说："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坊门设置的方位和多寡有两种情况。在一般坊区，每坊四门，即在坊墙东西南北各开一门，坊内修有十字街，通向四门。但皇城南面的四列36坊，只允许开东西二门，因而坊内只有通向二门的一道横街。《长安志图》卷上解释说："盖以在宫城正南，不欲南北街泄气以冲城阙。"可见统治阶级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居民生活的方便，而是宫城、皇城的安全。

　　坊区居民按规定进行编组，由保长、坊正和里正负责治安工作，一旦失职或出现问题，官府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依法判刑。唐宪宗时期，关东跋扈藩镇为抵制中央对他们的平定，不断在京师制造混乱。元和十年（815），藩镇刺客埋伏在京师，利用黎明上朝之机行刺主战派大臣，在靖安坊刺死宰相武元衡，在通化坊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为了加强防范和搜捕刺客，"自京师至诸门加卫兵，宰相导从加金吾骑士，出入则彀弦露刃，每过里门，呵索甚喧"。两年后，唐宪宗又诏令"京城居人五家相保，以搜奸慝"。（《旧唐书》卷15《宪宗纪下》）

　　东市、西市是官府划定的贸易区，也修造了围墙和大门。由于各占两坊之地，人群熙攘，货物山集，因而市门比坊门多出一倍，东西南北各开二门，一共八门。市门由专职门吏负责管理，按照规定的时间和信号启闭。官府对交易时间做出规定："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为了维持秩序，派有果毅（兵士）周行拦问。唐律对故意在市场制造混乱危害治安的行为做出处理规定。《唐律疏议》卷27解释"在市人众中惊动扰乱"律时说："有人在市内及众聚之处，故相惊动，谓诳言有猛兽之类，令扰乱者，杖八十。若因扰乱之际而失财物，坐赃论。……因其扰乱而杀人者，减故杀伤一等，惊人致死，减一等流三千里；折一支（肢），减一等徒三年之类。"

　　四、 六街鼓与夜禁

　　京师城内居民昼夜的行止，受到严格的管束。《唐律疏议》卷8《卫禁》说："依《监门式》：'京城每夕分街立铺，持更行夜。鼓声绝则禁人行，晓鼓声动则听行。若公使赍文牒者，听。其有婚嫁，亦听。'注云：'须得县牍。丧、病须得告赴，求访医药，赍本坊文牒者，亦听。'其应听行者，并得为开坊、市门。若有警急及收掩，……亦听非时而开。"唐朝初期，京师各条街道由专人负责晨暮传呼，作为居民行止的信号。即便是大臣到宫中朝拜皇帝，也须有头戴红色帻巾的卫士呼报时间。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诗，引用这一掌故，说："绛帻鸡人送（一作报）晓筹。"（《王右丞集笺注》卷10）贞观十年（636），侍御史马周奏请"诸街置鼓，每击以警众"，唐太宗采纳，于是"令罢传呼"。（《旧唐书》卷74《马周传》。年代依《唐会要》卷71《十二卫》）街鼓设置在连接外郭城城门的六条主干街道上，因而称为六街鼓，俗称"冬冬鼓"。（《新唐书》卷98《马周传》）天快亮时，宫城承天门上晓鼓声起，六街鼓紧跟着擂动三千声，传递到京城四面八方。于是，宫城、皇城、外郭城和坊里各门，按照先外后里的原则，依次开启。天快黑时，承天门上暮鼓声起，六街鼓紧跟着擂动八百声，各门先内后外，依次关闭。王履贞《六街鼓赋》以"动心骇耳防非之道"八字为韵，已经表明设置六街鼓的治安用意。赋文进一步说："惟道路兮此有其纪纲，在昏晓兮用警于行藏。设彼鼓节，以为人防，俾守度而知禁，咸顺时而向方。……日入于酉，俾于行者止；斗回于天，警夫居者起。……守常有则，守矩不违。……岂独警其当路，亦用革其非心。"（《全唐文》卷546）

　　暮鼓响后，则开始实施夜禁，这包括关闭坊市大门和禁止居民无证夜出两方面内容。门吏听到暮鼓声后，要立即关闭坊市大门，并在室内值宿。在特殊情况下，坊门也允许夜间开放。其一是遇到治安方面的非常情况，即上文所说"警急及收掩"。其二是时政需要。宝历二年（826），京兆尹刘栖楚上疏说："术者数之妙，苟利于时，必以救患。伏以前度甚雨，闭门得晴，臣请今后每阴雨五日，即令坊市闭北门，以禳诸阴，晴三日，便令尽开，使启闭有常，永为定式。"（《唐会要》卷86《市》）唐敬宗批准。这里虽没有明确交待时辰，估计应包括黑夜在内，因为如果仅仅是白天的话，官府本来就允许坊市门大开，根本用不着再请示。其三是官府批准的节日娱乐时间。天宝三载（744），唐玄宗下诏重申："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唐会要》卷49《燃灯》）唐玄宗还下过《令正月夜开坊市门诏》，说："重门夜开，以达阳气，群司朝宴，乐在时和。属此上元（正月十五日），当修斋箓，其于赏会，必备荤膻。比来因循，稍将非便。自今已后，每至正月，改取十七、十八、十九日夜开坊市门，仍永为常式。"（《全唐文》卷32）至于市场交易，中唐时期也曾开过夜市。否则，开成五年（840），唐文宗不至于下令："京夜市宜令禁断。"（《唐会要》卷86《市》）

　　居民夜间行动限制在坊内，违者笞二十下。如遇到紧急公事或婚丧疾病等情况必须夜行者，应持有官府或本坊的文牒，经街铺值班人员勘验后，予以放行。苏颋《对劝学犯夜判》虚构这样一个情节：百姓王丁"从师受业，不觉日暮"，犯夜而被拘留。长安县令杜虚认为："鞭挞甯越（战国时期的文士），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于是派人送他回家。御史得知后，弹劾金吾郎将失职。金吾郎将辩解道："县令送归，非金吾之罪。"（《全唐文》卷256）《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记载了一则处分犯夜的事。元和三年（808），宦官郭里旻酒醉犯夜，被杖杀，金吾薛伾和巡使韦纁因而贬逐。通过这样严厉的夜禁，白昼京师那种人群熙攘、紫陌红尘的景象，在夜间顿时消失，一变而为百姓敛迹，街衢寂静，空对着横天而过的月亮。

　　负责京师城内昼夜巡逻的是左、右巡使和左、右街使，二者的归属和分工不同。左、右巡使属于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由御史中丞或殿中侍御史充任，分别巡回监察左右街坊里的门户启闭以及其它有关治安的现象。大和五年（831），左、右巡使上疏唐文宗，批评某些坊里人家未经许可就临街乱设门户，"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唐会要》卷86《街巷》）

　　左、右街使则属于左、右金吾卫，分别负责左、右街街道的昼夜纠察巡逻。在城门、坊角，设置有武候铺，由兵士把守，大城门百人，大铺30人，小城门20人，小铺五人。白天委派排门人远望，夜晚委派持更人远听。二更时分，街使以骑卒在各条街上巡行叫呼，武官暗中察探。捉铺持更者夜间发现行人，要立即盘问，行人不回答，就拨动弓弦予以警告，再不回答，就向行人旁边射箭，仍然不回答，就直接射到行人身上。对于街铺、守捉等设施，官府注意维修，并禁止占用。开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敕令长安、洛阳两京，抽调卫士修缮诸铺和守把捉兵之处。大和五年，左街使上疏唐文宗，说："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切虑停止奸人，难为分别。今除先有敕文，百姓及诸街铺、守捉官健等舍屋外，馀杂人及诸军诸使官键舍屋，并令除拆，所冀禁街整肃，以绝奸民。"唐文宗批示道："所拆侵街舍，宜令三个月限移拆。如不碍敕文者，仍委本街使看便宜处分。"（《唐会要》卷86《街巷》）

　　五、 禁止私自存带兵器和聚众操练武艺

　　唐代兵器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兵器，包括弓、箭、刀、盾、短矛五种；另一类是禁兵器，包括甲、弩、矛、槊、具装等。普通兵器允许私人制造、保存、交易、携带，禁兵器则不许，违者要判处徒刑、流刑或死刑。在京师这种敏感、繁华的地方，普通兵器也在禁止之列，尤其是安史乱后社会动乱加剧，禁令更为严厉。

　　贞元元年（785），唐德宗下了《禁私家藏枪甲诏》，说："枪甲之属，不蓄私家，令式有闻，宜当遵守。如闻京城士庶之家，所藏器械，宜令京兆府宣示，俾纳官司，他如律令。"（《全唐文》卷52。年代依《唐会要》卷72《军杂录》）贞元十四年（798），唐德宗下诏说："乡贡武举，并应百只箭及三十只箭人等，今年宜权停。"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谏议大夫田敦奏对时说："兵部武举每年常数百人，挟持弓矢，出入皇城间，恐非所宜。"唐德宗大吃一惊，因而下诏取缔。"其实武举者每岁不过十人，时议恶敦虚辞，辄乱旧章，以图称旨。"（《唐会要》卷59《兵部侍郎》）既然是"称旨"，当然主要是皇帝的意图，是连数十人携带普通兵器来京师参加国家举办的考试都不允许的。

　　元和元年（806），唐宪宗下诏说："京城内无故有人于街衢中带戎仗及聚射，委吏执送府县科决。"大和元年（827），唐文宗下诏说："如闻京城百户，多于坊曲习射，宜令禁断。"开成元年（836），唐文宗又下诏，重申了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关于不许百姓仿制穿戴军装的禁令，说："坊市百姓甚多著绯皂开后袄子，假托军司，自今以后，宜令禁断。"大中六年（852），唐宣宗又下诏说："坊市诸车坊客院，不许置弓箭长刀。如先有者，并勒纳官。百姓所纳到弓箭长刀等，府县不合收贮，宜令旋纳弓箭库。"（《唐会要》卷72《军杂录》）

　　六、 京师治安的整顿

　　在京师危害治安的社会成员，有文献称为"闲人"、"闲子"和"恶少"、"恶少年"的。这些称谓在内容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只是由于年龄或划为两类或合为一类。

　　关于"闲人"，唐宣宗《委京兆府捉获奸人诏》说："如闻近日多有闲人，不务家业，尝怀凶恶，肆意行非，专于坊市之间恐胁取人财物。"（《全唐文》卷80）关于"闲子"，《新唐书》卷189《高仁厚传》说："京师有不肖子，皆著叠带冒，持梃剽闾里，号'闲子'。"此外，《唐会要》卷67《京兆尹》载：会昌三年（843），京兆府上奏提到"两坊市闲行不事家业，黥刺身上，屠宰猪狗，酗酒斗打，及僦构关节，下脱钱物，樗蒲赌钱人等"。关于"恶少"，《酉阳杂俎》前集卷8《黥》说：长安街道上的"恶少"，大抵都刺青，即先在皮肤上用墨画出众物形状或写出字样，然后加以针刺，使之渗入皮下，形成永久性的墨青色痕迹。大宁坊恶少张幹力气颇大，其左右胳膊上分别刺有"生不怕京兆尹，死不畏阎罗王"字样。关于"恶少年"，《资治通鉴》卷245记载：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爆发，宦官大肆诛杀朝官，京师喋血，出现动乱。"坊市恶少年因之报仇杀人，剽掠百货，互相攻劫，尘埃蔽天。"对于这些人员，官方在镇压方面应该说是不存在分歧的。上引唐宣宗诏文还说："要惩此弊，以静奸源。自今已后，宜委京兆府切加防察，如有此色，便捉获痛加刑断。"上引《高仁厚传》还说：对于闲子，"京兆尹始视事，辄杀尤者以怖其馀"。曾有一尹"至杀数十百人"。军将高仁厚率兵镇压，"闲子聚观嗤侮，于是杀数千人，坊门反闭，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闾里乃安"。宦官掌领的神策军，也在甘露之变中轻而易举地镇压了恶少年。

　　然而，这样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却长期困扰着人们。问题的症结在于这种人员多与北衙军相勾结而形成特殊关系。其中尤以左、右神策军为典型。《新唐书》卷50《兵志》说：神策军"势居北军右，……非它军比。……主不法，遂置北军狱，募坊市不逞，诬捕大姓，没产为赏，至有选举旅寓而挟厚资多横死者。……神策兵既发殆尽，……阴以市人补之，名隶籍而身居市肆。……军司之人，散处甸内，皆恃势凌暴，民间苦之。……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益肆为暴。吏稍禁之，辄先得罪。故当时京尹、赤令皆为之敛屈。"至于左、右羽林军，不过伯仲之间而已。

　　闲人、恶少与北衙军的勾结，文献有不少具体的披露。《唐语林》卷1《政事上》说："京城恶少及屠沽商贩，多系名诸军，干犯府、县法令，有罪即逃入军中，无由追捕。"上引《酉阳杂俎》还说：恶少"恃诸军"；有个号三王子的人，"前后合抵死数四，皆匿军以免"。王建《羽林行》诗说："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全唐诗》卷298）这里所说的羽林军，系用西汉典故影射神策军，因为神策军有编为行营平定叛乱、收复京城的功绩。但上引其它文献既然说是"诸军"，应该包括北衙其它禁军。

　　神策军的肆虐，有时到了祸及官员正常职责的地步。皇帝由于禁军同自己利害的一致性压倒了对民间治安的考虑，再加上皇权受着宦官的钳制，往往站在禁军一边，加以偏袒和保护。唐代原来一直执行御史每季巡察京城诸司、诸使、府、县在押囚徒的制度，但北军狱设置后，却是例外之处，御史不曾前往巡察。贞元十九年（803），一位监察御史不熟悉时事，径直前往，被神策军中尉汇报。唐德宗大怒，把这位御史杖打40下，流放到崖州（治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这样，地方长官处理治安问题，就遇到了复杂的背景。如果身怀正气，善于捕捉时机，有胆量陈述理由和实行镇压，也能取得成效。元和四年（809），京兆尹许孟容逮捕了左神策军吏李昱，要治其借钱不还之罪，闹得"一军尽惊"。唐宪宗一再命许孟容把李昱送回本军，但许孟容拒不执行，说："臣诚知不奉诏当诛，然臣职司辇毂，合为陛下弹抑豪强。"唐宪宗只得允许，一时"豪右敛迹"。（《唐会要》卷67《京兆尹》）元和十一年（816），新任京兆尹柳公绰赴府上任，途中，一位神策军小将不但不回避，甚至乘马横冲柳公绰的前导人员，柳公绰于是把他杖杀于街市之中。唐宪宗大怒，追究柳公绰的专杀之罪。柳公绰说："京兆为辇毂师表，今视事之初，而小将敢尔唐突，此乃轻陛下诏命，非独慢臣也。臣知杖无礼之人，不知其为神策军将也。"唐宪宗责以"何不奏对"，柳公绰说："臣职当杖之，不当奏。"唐宪宗问"谁当奏者"，柳公绰说："本军当奏。若死于街衢，金吾街使当奏；在坊内，左右巡使当奏。"唐宪宗无法怪罪他，退朝后对宦官们说："汝曹须作意此人，朕亦畏之。"（《资治通鉴》卷239）韩愈在唐宪宗时因谏阻迎法门寺佛骨，险些被杀掉。长庆三年（823），他被唐穆宗任命为京兆尹，一向桀骜不驯的北军将士都不敢犯，私下相互议论道："是尚欲烧佛骨者，安可忤！"于是京师秩序井然，"盗贼止"。（《李文公集》卷11《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不少京兆尹也都敢于这样做。上述"三王子"和"恃诸军"的恶少，前者由杨虞卿派出500人进行捕获杖杀，后者在薛元赏上任三日之时，令里长悄悄逮捕其中三十多个，全部杖杀弃市。此外，刘栖楚"诛罚不避权势"，对于逃入军中的恶少等，"一皆穷治"，因而"坊市奸偷宿滑屏迹"。曾有一个兵士，乘醉在市中横冲一位儒生的驴而过，旁边的诸少年惊呼道："痴男子，尚敢近衣冠也！"（《唐语林》卷1《政事上》）这些京兆尹的行动，对于整饬风俗，维护治安，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