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峰

　　（713300，陕西乾县，乾陵博物馆）

　　唐高宗在位34年，由于身体等方面的原因，其独掌朝政的时间只有前面的15年，此后就是所谓的"二圣"共治时期。因此，谈武则天对高宗施政的影响，主要应该从高宗独掌朝政的这段时间来看。笔者把他的这段时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永徽六年（655）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作为分界线。前一时期只有六年，高宗在政治上表现出虚心纳谏、励精图治的精神风貌；后一时期许多做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明显地夹杂有武则天的因素。

　　一、对待谏言的不同态度

　　1.前期

　　高宗即位之初，能够虚心纳谏，择善而从。永徽元年（650），他对来京朝集的刺史们说："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他每天引见刺史十人入阁，询问其为官的政绩和当地老百姓的疾苦。同年九月，他畋猎途中遇雨，问谏议大夫谷那律："油衣若为则不漏？"谷那律旁敲侧击，说："以瓦为之，必不漏。"（《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心领神会，为之罢猎。永徽二年，负责宫中和京城巡逻任务的治安人员左武候引驾卢文操翻墙偷盗国库财物，高宗认为文操身为"引驾"，职在"纠绳"，却监守自盗，准备杀了他。谏议大夫萧均进谏曰："文操情实难原，然法不至死。"高宗认为他说得对，便免除了卢文操的死刑，并对侍臣说："此真谏议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五年，唐政府雇用雍州四万一千人修筑长安城外郭，雍州参军薛景宣上封事，说："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宁等人以薛景宣封事言语不顺，有犯上之嫌，请求诛杀之。高宗却说："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于是赦免了他。永徽三年初，有人劾奏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在讨击处月朱邪孤注时，兵力足以追讨而逗留不进，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奉敕令市马，而自取其中骏健者。高宗以梁建方、高德逸破处月有功，释而不问。大理卿李道裕奏道："德逸所取之马，筋力异常，请实中厩。"但高宗对侍臣说："道裕法官，进马非其本职，妄希我意，岂朕行事不为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复黜道裕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2.后期

　　永徽六年，高宗以王皇后无子，且"谋行鸠毒"（《资治通鉴》卷二○○），废之为庶人，立武则天为皇后。在废王立武的过程中，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贞观老臣竭力反对。高宗不仅不听他们的极言进谏，而且很不耐烦，甚至颇为恼怒。

　　永徽六年九月，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入内殿讨论废王立武之事。褚遂良首先发言说："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未闻有过，岂可轻废。"高宗很扫兴，"不悦而罢"。次日高宗又谈起废立之事，遂良又上言反对，并"置笏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高宗大怒，命人将其拉了出去。此后，韩瑗、来济又多次上表高宗，恳请他在废后问题上要慎重，但"上皆不纳"。（《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褚遂良因阻止立武则天为后被贬为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都督后，韩瑗上疏为其讼冤道："遂良体国忘家，捐身殉物，风霜其操，铁石其心，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无闻罪状，斥去朝廷，内外氓黎，咸嗟举措。……而遂良被迁，已经寒暑，违忤陛下，其罚塞焉。伏愿缅鉴无辜，稍宽非罪，俯矜微款，以顺人情。"高宗却说："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责之。"（《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所说的"悖戾好犯上"，应该是指遂良在谏阻立武则天时"叩头流血"的激进方式，但高宗难道不知道，这不正是褚遂良重先帝之托、关心后宫、忧心时局的高度责任心的集中体现吗？他对褚遂良予以弃逐，对韩瑗的求情不予采纳，只能是因为要讨好武则天而听不进任何反对声音的结果。正因为高宗对谏言的这种态度，以至出现此后多年"竟无谏者"的现象。

　　麟德二年（665）春，高宗对侍臣说："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资治通鉴》卷二○一）永徽之后，李义府"侍宠用事"（《资治通鉴》卷二○○），"贪冒无厌，与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而高宗对此几乎视而不见。长孙无忌为人诬陷谋反，高宗"竟不引问无忌"，即"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资治通鉴》卷二○○）高宗萌生了废黜武则天皇后身份的念头后，与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密谋，命之草拟废后诏，但当武则天发现后，他却"羞缩不忍"（《资治通鉴》卷二○一），还害怕武则天怨怒而哄骗说，这都是上官仪的主意。高宗的这些作为，群臣为什么没人出来谏阻呢？是群臣没有发现吗？李义府"多引腹心，广树朋党，倾动朝野"（《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长孙无忌案牵涉到褚遂良、柳奭、韩瑗、于志宁等一系列高官；上官仪事件中被贬、被诛的人也不在少数，群臣对此怎能视而不见？这只能是百官面对"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资治通鉴》卷二○一）的现状无能为力而已。而这种"竟无谏者"的状况几乎一直持续到高宗末期。永淳元年（682）五月，高宗在封罢泰山，又欲遍封五岳，而于嵩山南麓建置奉天宫时，才有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与三皇、五帝比隆矣。数年以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乃更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备国家耳目，窃以此为忧！"这一举动，被当时人称为"凤鸣朝阳"，因为"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而对此谏言，结果却是"上虽不纳，亦优容之"。（《资治通鉴》卷二○三）高宗自己所为如此，却责怪群臣不进谏、不进贤，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自古以来，君臣关系都是相辅相成的，君主英明果断，肯定会要求大臣刚正不阿，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肯定会斥而退之，反过来，君主昏庸无能，他肯定不辨忠奸，朝中即使有正直的大臣，但如果明知直言进谏会触犯圣怒，会遭流贬甚至被杀，他肯定会三缄其口。乾封二年（667），当高宗"屡责侍臣不进贤"时，司列少常伯李安期一针见血地说："天下未尝无贤，亦非群臣敢蔽贤也。比来公卿有所荐引，为谗者已指为朋党，滞淹者未获伸而在位者先获罪，是以各务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其谁不愿举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群臣也。"（《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而屡责臣下，如果不是昏庸幼稚，就是故作姿态。

　　其实，在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高宗对大臣的上书进言也不是一概否定。比如，显庆元年（656），来济建议免除关东地区多余的征役，高宗就听从了。（《资治通鉴》卷二○○）麟德元年（664）冬，刘仁轨进言建议对征战辽海的士卒"厚加慰劳，明赏重罚以起士心"和高丽"夷人新服，众心未安"，宜继续留兵高丽并"自请镇守海东"，高宗也采纳了。（《资治通鉴》卷二○一）由此可见，高宗并非昏庸之辈，是能够听从属下有益国家长治久安的建议的，但何以在事涉武则天时就不一样了呢？这只能说明其受武则天影响之深罢了。

　　二、对待大臣的不同态度

　　1.前期

　　高宗即位之初，对身边的大臣十分信任，对王室子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对那些作奸犯科的更不惜大义灭亲。永徽二年，"金州刺史滕王元婴骄奢纵逸，居亮阴中，畋游无节，数夜开城门，劳扰百姓，或引弹弹人，或埋入雪中以戏笑"。高宗"赐书切让之"，并说："朕以王至亲，不能致王于法，今书王下上考，以愧王心。"元婴与蒋王恽皆好聚敛，高宗曾赐予诸王帛各五百段，而唯独没给元婴和恽，他说："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两车以为钱贯"，"二王大惭"。（《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这说明高宗即位之初确实是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的。永徽三年，散骑长侍房遗爱、驸马都尉薛万彻、柴令武等与荆王元景、吴王恪、高阳公主密谋串通，阴有异图。高宗虽有恻隐之心，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大义灭亲。对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恭敬有加，充分信任。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毫不犹豫，立即下令杀了李弘泰。"时无忌位当元舅，数进谋议，高宗无不优纳之。"（《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因此史书评论说："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2.后期

　　武则天入宫以后，高宗对那批大臣，由信任变得猜忌。长孙无忌、褚遂良是太宗托孤重臣，韩瑗、来济等也都是当时较受器重的大臣，但由于他们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而遭受贬逐，甚至迫害致死。上文已说过禇遂良贬为潭州都督，到显庆二年（657）又贬为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市）都督。许敬宗、李义府"希皇后旨，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潜谋不轨"（《资治通鉴》卷二○○），高宗于是贬韩瑗为振州（治今海南三亚市西）刺史、来济为台州（治今浙江台州市）刺史，终身不得入朝，禇遂良更贬为爱州（治今越南清化）刺史。禇遂良到到了极远的蛮荒之地，上表自陈自己悉心辅政之事，希望高宗能够念及旧情对自己稍加宽免，但高宗不为所动，置之不理。许敬宗诬陷长孙无忌谋反，高宗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元舅复然，使朕惭见天下之人。"（《资治通鉴》卷二○○）高宗竟然不问虚实，就剥夺了他的太尉头衔和封地，以之为扬州（治今江苏扬州市）都督，于黔州（治今重庆市彭水县）安置。许敬宗进一步诬奏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柳奭、韩瑗、于志宁朋党谋逆，高宗下诏追削禇遂良官爵，柳奭、韩瑗除名，于志宁免官，以至于长孙无忌被逼自缢。

　　高宗对赞立武则天为后并进而成为其心腹的大臣，不但大加提拔重用，还对他们的种种劣迹姑息宽容。李义府"褊忌阴贼"，"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但因赞立武则天为皇后，被提拔为中书侍郎。显庆元年，妇女淳于氏坐奸系于大理寺。李义府听说她有姿色，欲霸占为妾，就嘱咐大理寺丞毕正义把她安置在别的宅院中，并对她的罪状曲为雪免。大理卿段宝玄将之告于高宗，高宗令给事中刘仁轨按察此事，李义府恐事发，逼毕正义自缢于狱中。高宗知道后，对义府罪并不过问。侍御史王义方弹劾李义府，令其退避，"义府顾望不退"，"义方三斥"，他才极不情愿地缓慢退出。高宗对此默不作声。义方读完弹劾义府之文后，高宗不但"释义府不问"，反而说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之为莱州（治今山东莱州市）司户。（《资治通鉴》卷二○○）显庆二年，李义府兼中书令，自恃有宠于上，"贪冒无厌"，"卖官鬻狱，其门如市"。（《资治通鉴》卷二○○）龙朔三年（663），时为右相的李义府主持铨选，"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综无次，怨讟盈路"。高宗知道后，对李义府说："卿子及婿颇不谨，多为非法，我尚为卿掩覆，卿宜戒之！"义府"勃然变色，颈、颊俱张"，反问道："谁告陛下"？高宗说："但我所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从得邪！"义府"殊不引咎，缓步而去"。（《资治通鉴》卷二○一）比较高宗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和荆王元景、吴王恪、房遗爱等的态度，就会发现武则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了。有人会说，龙朔三年，李义府被告发"窥觇灾眚，阴有异图"（《资治通鉴》卷二○一），不是被除官流放了吗？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能被搬倒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其一，此时武则天的权势已相当稳固，显庆五年，"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俟矣"。（《资治通鉴》卷二○○）李义府这时基本上已失去利用价值。其二，李义府被告"阴有异图"，危及皇权本身，武则天再怎么庇护李义府，恐怕也不愿看到危及自身的事情发生，因而不得不下杀手。其三，李义府"卖官鬻狱"、"铨综无次"，以致"怨讟盈路"，不除之不足以平民愤。但即使这样，李义府也仅是被除官流放，而不是直接问斩。直到乾封元年（666），回归无望的李义府才忧愤病故。

　　三、高宗和武则天的感情关系

　　高宗前后两个时期的做法简直判若两人，归根结底都是武则天在作祟。高宗为什么能够受武则天如此大的影响，有必要考察二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关于高、武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已有论述。宁志新先生《武则天与唐高宗》一文（载《武则天与文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认为，武则天与唐高宗堪称一对恩爱夫妻，高宗患病期间，一直委托武则天处理国政，对武则天的一些建议大多言听计从。勾利军先生《武后之立与唐高宗的"恋母心理"》一文（载《学术月刊》1995年第10期）认为，高宗对武则天的迷恋出于一种"恋母情结"，他们非常恩爱。对此，笔者亦有同感。早在高宗为太子时，两人就一见钟情。太宗死后，武则天入感业寺为尼，写下《如意娘》（《全唐诗》卷五）诗表达对高宗的思念之情。不久，因王皇后与萧淑妃的斗争，武则天时来运转再次入宫，不到三年就由昭仪晋升为宸妃，继而被册立为皇后。可见，高宗对她是多么地宠爱。不仅如此，她甚至还享有专房之宠，在不到八年时间连生四男一女。正因为二人恩爱非常，高宗难免会受武则天"枕边风"影响，在处理一些事情时，照顾武则天的利益，为武则天着想。但在翻阅史籍时，我们又发现高宗对武则天存在一种敬畏的心理。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废后，被别院安置，高宗前去探望，十分感伤，承诺对其另做安排，但未见付诸行动。王、萧被武则天残酷杀害后，高宗并没有追究武则天的责任。高宗因不胜"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之愤，与上官仪商议废后。武则天知道后，高宗"羞缩不忍"，"犹恐后怨怒"，便推卸责任，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资治通鉴》卷二○一）韩国夫人及其女儿因为是武则天的亲属，故常出入宫廷，皆得幸于高宗。韩国死后，她的女儿被赐号魏国夫人。高宗"欲以魏国为内职，心难后未决"。（《资治通鉴》卷二○一）这些事情都说明，高宗心中多少是有些惧怕武则天的，他在做事时总是心存顾虑，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那么，这对恩爱夫妻即使做不到相敬如宾，但何至于一个怕另一个呢？何况是身为皇帝的高宗怕身为皇后的武则天，而不是情理中的武则天怕高宗。笔者认为，主要应该是二人性格和行事方式的不同使然。高宗"宽仁孝友"，行事温和，遇事犹疑不决，确实有点"懦弱"。（曾现江《唐高宗新论》，但认为高宗"懦而不昏"，《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而武则天曾侍奉过太宗，比高宗大四岁，见多识广，阅历丰富，成熟老练。她性格坚毅，处事果断且工于心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从她对待王皇后、萧淑妃，对待褚遂良、长孙无忌，对待上官仪，对待武元庆、武元爽、魏国夫人等的方式上都可以看出来。正是由于她这种坚毅冷酷的性格、为消除异己不择手段的强硬处事方式，使高宗越来越不由得对她有一种敬畏感。因此，高宗之所以能受武则天如此大的影响，在处理许多事情时前后判若两人，其中固然有恩爱和信任武则天的原因，但应该也有畏惧武则天的因素。前期恩爱的成分多些，越往后畏惧的成分更大些。因此，学术界出现的高宗"惧内"说，看来不无道理。怕不等于不爱，爱不等于不怕，二者并不矛盾。

　　高宗受武则天影响越来越深的过程，也是武则天地位越来越巩固、权力越来越大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不自觉的和渐进的，其间武则天的性格越来越清晰，政治才能越来越彰显，处处影响着高宗，对高宗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使高宗在处理涉及武则天的事情时，总能照顾她的利益，以至给人以昏庸无能的印象。在宫廷斗争和政治斗争中，武则天的行为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进取的需要。骆宾王《代李敬业讨武氏檄》说："入门见嫉，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全唐文》卷一九九）高宗的所作所为，的确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但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高宗所做的一切，虽然含有一定的无奈成分，但大多数却是为了所爱的人而主动去做的。所以骆宾王的讨武檄文虽然文采飞扬，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感染力，但从实际内容看，未免言过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