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修一

　　（400-0015，日本国山梨县甲府市，国学院大学文学部）

　　一

　　几年前发现于西安市东郊的井真成墓志，在日本成为热门话题。据此墓志，井真成在开元二十二年（734）没于长安，享年36岁，被认为是717年派遣的第九次遣唐使成员之一，也有人认为他是733年派遣的遣唐使。无论如何，这是最初发现在唐土归天的日本遣唐使的墓志，而且是一位在日本史乘中完全未留下姓名的人物之墓志，因此备受关注。并且在墓志开头写有"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这成为日本国号首次出现之事例，这也构成了话题之一。

　　因此，高桥继男就"日本"这一国号，撰写了《最古の"日本"--〈杜嗣先墓誌〉の紹介》，指出在先天二年（713）二月去世的杜嗣先之墓志上，已有"日本"两字。（高桥继男《最古の"日本"--〈杜嗣先墓誌〉の紹介》，收入专修大学、西北大学共同研究项目编《遣唐使の見た中國と日本·新發現〈井真成墓誌〉から何がわかるか》，朝日新闻社，2005年）关于何时国号从"倭"变为"日本"，即日本这一国号始于何时这一点，在日本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旧唐书》倭国日本传中，在669年派遣的第七次遣唐使记载后，记述了日本国号从倭变为日本之事，其后为702年派遣的第八次遣唐使的记述。前一年701年，即日本的大宝元年，在日本首次发布了同时制定律与令的大宝律令，一般认为在制定大宝律令时，确定了"日本"这一国号。可是，关于作为取代"倭"的日本整体称号之"日本"究竟成立于何年，至今争论不休，因此记有"日本"称号的史料受到众人瞩目。井真成墓志之发现也无意中唤醒了日本研究者对杜嗣先墓志的关心。（例如在森公章《大寶度の遣唐使とその意義》［《續日本紀研究》第355号，2005年］中充分利用了杜嗣先墓志，作为有关唐（周）方面对于702年第八次遣唐使的宾礼史料）

　　二

　　最初介绍杜嗣先墓志者为叶国良。杜嗣先墓志由其子贝州司兵参军杜维骥所撰，只有相当于序的文章，无铭，共28行，每行28字。叶国良于1992年在台北的一家古董店见到杜嗣先墓志与其妻墓志之原石，进行了笔录，并未购买，而原石目前下落不明。（叶国良《唐代墓志考释八则》，收入该作者《石学续探》，大安出版社，1999年，首次出版为1995年）杜嗣先作为五代时期通俗童蒙书《兔园策府》的作者而留下名声，但在正史中无列传，通过叶国良和高桥继男对墓志的介绍，他的经历才首次为人知晓。根据关注这一点的伊藤宏明所著《〈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杂感》，杜嗣先一族是以学问仕于西晋、前秦、后燕、北魏、北周、隋、唐等北朝方面政权的中级官员家族。他本人也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在唐高宗朝廷仕于蒋王恽和章怀太子李贤，曾参加李贤主持的为《后汉书》编写注释工作，度过了充实的时期。可是由于太子李贤被废黜，他也遭到左迁，其后一直为中级官员，直至辞世。可以认为，因才能与出身都不甚优越，故未被列入正史列传。可是在其生活充实的时期写就的《兔园策府》一书，不单是儿童教育的教科书，而且是由采用问答形式的华丽精致的正文和引经据典的注释构成的名副其实的著作。（伊藤宏明《〈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杂感》，载《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纪要人文学科论集》第六三号，2006年）

　　在杜嗣先墓志中，承接有关《兔园策府》的叙述，有如下一段与则天武后有关的文字："每至朝仪有事，礼申大祀，或郊丘展报，或陵庙肃诚，上帝宗于明堂，法驾移于京邑。元正献寿，南至履长，朝日迎于青郊，神州奠于黑座。公凡一摄太尉，三摄司寇，重主司空，再入门下。或献替于常侍，或警卫于参军。典礼经于太常，修图书于大象矣。又属皇明远被，日本来庭，有敕令公与李怀远、豆卢钦望、祝钦明等宾于蕃使，共其话语。至神龙元年，又除徐州刺史，预陪祔庙，恩及追尊，赠公皇考滑州长史。"其中"又属皇明远被……共其话语"部分，与粟田真人为执节使的上述第八次遣唐使有关。则天武后从高宗朝末年起居于洛阳，事实上以洛阳为首都，大足元年（701）十月，武后首次回长安，年号也改为长安。第八次遣唐使进入长安在次年，即长安二年十月，十一月武后在长安南郊亲自祭天。我认为该冬至的郊天起到了巩固立为皇太子的中宗地位之作用。（拙作《中國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第七章〈唐代における郊祀、宗廟の運用〉，岩波书店，2006年，331页）可以认为其前不久的第八次遣唐使进入长安，也成为了这种使武后的行为正当化的宣传材料。（这一点在1999年10月17日咸阳市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日本第八次遣唐使与则天武后》中已经叙述）《旧唐书》倭国日本传和《新唐书》日本传中，记有此时武后在大明宫麟德殿设宴，授粟田真人为司膳卿，送其归国。而通过杜嗣先墓志，弄清了在宴会上除杜嗣先外，还有李怀远、豆卢钦望、祝钦明等官员列席。根据墓志，当时杜嗣先为春官侍郎，即礼部侍郎，正四品下。其他三人当时虽不是在任的宰相，但李怀远、豆卢钦望在其前后就任宰相之职，祝钦明在其后就任宰相。正如上述，可以认为日本的第八次遣唐使，对武后而言，是构成很好宣传材料的东夷入朝。从李怀远等人的身份资历，也可推测出武后对这次遣唐使的厚遇程度。（请参考前引高桥继男论文）并且杜嗣先墓志中写明"日本来庭"，这一事实也可用来证明以往认为第八次遣唐使曾要求将国号从"倭"改为"日本"之看法。（请参考前引高桥继男论文）这样，杜嗣先墓志即是有关第八次遣唐使的珍贵史料。

　　三

　　以上根据以往研究，同时叙述了与我曾经发表的论文内容相关的、有关杜嗣先墓志之部分。本文试图说明上文中所引的杜嗣先墓志中的其余部分。这一部分构成了有关武周朝至中宗朝初期朝廷祭祀的珍贵史料，但由于祭祀的表达方式多用代称，与习惯的表达不同，显得很费解，因此做略微详尽之说明。关于唐代皇帝祭祀中未注明出处者，请参阅上文所列的拙著《中國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及拙著《古代中國と皇帝祭祀》（汲古书院，2001年）。

　　引文开头"每至朝仪有事，礼申大祀"句，是说明杜嗣先参与了朝廷祭祀礼仪之执行。所谓"大祀"，是指分为大祀、中祀、小祀三个层次的皇帝祭祀中的大祀，即祭祀天地的郊祀与祭祀祖先之宗庙祭祀，该时期为武周期，因此也许包括下文所述的明堂。所谓"或郊丘展报"，是指举行郊祀的南郊圆丘和北郊方丘之祭祀。在唐代对直接有关皇帝（天子）权威的南郊祭祀的记录占绝大多数，但武后进行的南郊亲祀只有证圣元年（695）九月一次。并且关于武后的北郊亲祀没有记载。下文中将提到，杜嗣先也参加了北郊祭祀，故所谓"郊丘展报"，是指在皇帝（武后）不参加的情况下，由杜嗣先等人定期代行南郊、北郊祭祀。由官吏代替皇帝祭祀的有司摄事在《大唐开元礼》中也得到定型。

　　其次的"或陵庙肃诚"，是指与郊祀并重的祭祀--祖先祭祀，但具体内容难以确认。陵当然是皇帝陵，而当时洛阳附近的皇帝陵，只有以皇太子身份去世，被赠以孝敬皇帝（敬帝）谥号，以天子之礼葬于缑氏县的高宗第五子李弘的恭陵。并且我认为在建于武周洛阳的太庙中，唐的高祖、太宗、高宗三帝的神主（牌位）与武氏七代神主一同祭祀。（请参考前引拙作《中國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327-330页）在唐的太庙每年五次定期举行的祭祀，是以有司摄事方式进行的，难以想象在武周朝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可以说杜嗣先确实参加了太庙的有司摄事祭祀。通过史料来试图复原唐的皇帝陵的日常性祭祀之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在整个唐代，皇帝陵的祭祀较之宗庙祭祀，可谓低调处理。不过李弘与中宗、睿宗，同为武后亲生子，因此也许恭陵的祭祀定期举行。如果这样，便可认为杜嗣先参与了该祭祀。关于敬帝，将在下文有关神龙元年祭祀处再做说明。

　　其次的"上帝宗于明堂"，是指武周朝在明堂进行的昊天上帝祭祀。则天武后将自己的王朝名称定为周，同时在洛阳建明堂，作为相当于唐的长安太极殿的事实上的正殿。690年改元为天授，采用周正，将十一月定为正月，这个月的冬至，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因此武周时期的明堂，在武后的政治及作为其象征的祭祀这两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请参考上述拙作《中國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第八章〈則天武后の明堂の政治的役割〉，1986年初版，及拙作《略论则天武后在政治上对祭祀礼仪的利用》，收入赵文润、李玉明主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杜嗣先也参加了该祭祀。

　　其次的"法驾移于京邑"，在文章结构上与"上帝宗于明堂"为对偶句，但在意思上与其次的"元正献寿，南至履长"接续。武后因自己的继承人问题而烦恼，圣历元年（698）将流落在房州的中宗召回洛阳，立为皇太子。次年圣历二年以正月之告朔，最终停止了明堂祭祀。次年久视元年（700）十月，恢复唐朝行用的以一月为岁首的夏正。次年大足元年十月，武后在高宗去世后首次回到长安，并改元长安。次年长安二年（702）十一月冬至，武后在长安南郊亲祀天，而长安的南郊坛，是高宗以前的两代唐朝皇帝祭天之坛。（唐的南郊坛现存。请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工作队《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圜丘遗址的发掘》，载《考古》2000年第7期）从这些立中宗为太子后的活动来看，长安二年的南郊祭祀，无疑是为了企图巩固皇太子的地位而进行的。（请参考前引拙著《中國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331页，及报告《日本第八次遣唐使与则天武后》）杜嗣先墓志中的"南至履长"指冬至，从如上所述长安二年冬至武后南郊亲祀的重要性来看，应该认为杜嗣先参加了此次南郊祀。并且前面的"元正献寿"是正月一日的典礼，因此很清楚是指朝贺之礼。汉唐间，由正月元日的朝贺与继其后的宴会构成的朝会被称为元会，在政治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已由杜边信一郎指出。（杜边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國古代帝國の朝政と禮儀》，柏书房，1996年）正如上述，武后立中宗为皇太子，同时终止了以往正月（夏正的十一月）举行的明堂祭祀，其两三年后迁移到长安。（成为皇太子的中宗也参加了圣历二年正月在通天宫［明堂之别称］进行的告朔，因此可认为该告朔也是有关巩固作为皇太子的中宗地位的祭祀。前引拙作〈則天武后の明堂の政治的役割〉257-266页中对此进行了考察）因此如取代以往的明堂祭祀，在夏正的正月举行朝贺之礼的话，其政治性意义绝不一般。杜嗣先也参加了该朝贺典礼，仅在确认长安二年曾实施正月朝贺之礼这一点上（从墓志的叙述顺序来看，可以认为元日的朝贺之礼是在长安二年冬至郊祀之前，也就是该年的正月一日进行，但武后回归洛阳是在长安三年十月，因此也许长安三年的正月也接着举行了朝贺之礼），杜嗣先墓志也意义非浅。

　　所谓"朝日迎于青郊"，即立春之日在青郊即东郊举行迎日出之典礼。下句"神州奠于黑座"，是对神州地祇的祭祀，在都城北郊举行，黑座是北郊的代称。在唐代，神州郊祀于十月举行，而夏至进行的方丘祭祀也与神州祭祀同在北郊坛即方丘进行。因此关于"神州奠于黑座"，不仅可能是十月的神州郊祀，也必须考虑到有可能指夏至的方丘。由于武后在长安三年十月回归洛阳，如"神州奠于黑座"是如墓志所记述于长安二年冬至郊祀后举行的话，那应该认为实际上是指夏至的方丘郊祀。关于立春的朝日，在唐代没有过皇帝亲祭的记录，杜嗣先墓志，虽为有司摄事，但仍是说明它实际举行过的珍贵事例。关于北郊（方丘），在唐代其后的睿宗太极元年（712）夏至的郊祀为皇帝亲祀的唯一事例。因此，杜嗣先参加的北郊祭祀，也可认为是有司摄事。

　　总之，长安二年正月的朝贺，同年十一月冬至的南郊，长安三年立春的朝日，如神州为方丘之代称则包括五月的夏至，杜嗣先接连参加了数次陆续举行的与皇帝相关的定期典礼与祭祀。长安二年的朝贺与南郊皆为则天武后亲自主办并参加的，而朝日与方丘则是为皇帝（武后）代行的有司摄事。

　　墓志中写有"公凡一摄太尉，三摄司寇，重主司空"，显示了杜嗣先在上述祭祀中起到重要作用。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官职，唐代并非常设，较多是在进行祭祀时临时任命的。从唐代其他用法来看，杜嗣先的摄太尉的"摄"，无疑意味着祭祀时临时任命的官职。在皇帝祭祀中，向作为祭祀对象的神三次献酒的三献（初献、亚献、终献）之礼为核心礼仪，太尉（摄太尉）在皇帝亲祭时担任亚献，在有司摄事时担任初献。（有关唐代三献问题，请参考江川式部《唐代祭祀における三獻》，载《骏台史学》第129号，2006年）可以推测在长安二年冬至的武后南郊亲祀中，皇太子中宗担任亚献，因此杜嗣先大约在某次有司摄事祭祀中担任初献。司徒、司空也参加皇帝祭祀，但从实例来看，各自职责不甚清晰。《通典》礼的部分收录着记录唐代宗丧葬礼仪的《大唐元陵仪注》（关于《大唐元陵仪注》的主要部分，有来村多加史的日式汉文解读与解说。请参考他的《唐代皇帝陵の研究》下编《〈大唐元陵儀注〉と唐代送終禮儀》，学生社，2001年。笔者也收集了《通典》所载元陵方面的史料，在私人研究会上从文献学的立场进行解读。关于至今为止的成果，请参考金子由纪《〈大唐元陵儀注〉に見る唐皇帝の埋葬禮儀》，载国学院大学文学部古代王权研究会编《シンポジウム〈东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王權の態樣--陵墓、王權禮儀視點の視點から〉[2007年1月27日]报告集》），据此，司空为掌皇帝梓宫之搬运、埋葬。关于司徒，未找到明确特征，似乎是起辅佐太尉的作用。杜嗣先墓志中的司寇，没有出现在《大唐元陵仪注》中。如果这是"司徒"之笔误，则不存在问题，但司寇原是掌刑法和治安之官，也许在实施祭祀礼仪时起到监督违反者的作用。那样的话，杜嗣先墓志就成为说明在皇帝祭祀时，与太尉、司空并列还设置了司寇一官的史料。

　　上节所述"又属皇明远被"之前的"再入门下。或献替于常侍"以下句子文意难以解读。杜嗣先大约不会担任过门下省官职。（前引高桥继男、伊藤宏明的论文中，都没有假定杜嗣先在门下省为官）献替是献可替否的省略，指辅佐并善导君主之意，常侍约为门下省的左散骑常侍。《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条中，有"左散骑常侍，掌侍奉规讽，备顾问应待"的记载，杜嗣先也许是对辅佐皇帝的左散骑常侍起到了辅佐的职责。"或警卫于参军"的参军，当然是参军事。参军事设于左右卫等警卫长安的诸卫，皇太子的太子左右卫等，以及诸王府或地方的州中。从参与礼制机会较多的杜嗣先的经历来看，长安的祭祀卤簿等的程序，也许是由他规划的。"典礼经于太常"中的"太常"为太常寺，长官太常卿除掌郊祀、宗庙、社稷之礼乐外，在有司摄事的祭祀中，继太尉初献之后，担任亚献。（请参考前引江川式部《唐代祭祀における三獻》）杜嗣先大约以某种形式参预了太常寺管辖下的那些礼制中的若干环节。其次的"修图书于大象"中的大象，具体是指哪个官署，我无法断言。不过，所谓图书大约是指礼制方面的书籍。这样，虽然"再入门下"以下的文字难以把握其具体内容，但如与门下省和太常寺有关的话，杜嗣先便无疑在他擅长的有关祭祀礼仪的诸问题中施展了才华。

　　接待了日本第八次遣唐使粟田真人等人后，在中宗复位的神龙元年（705），杜嗣先出任徐州刺史。墓志就此事写有"预陪祔庙，恩及追尊，赠公皇考滑州长史"，意思是，因他在迁任徐州刺史前列席祔庙之功绩，而使得其亡父杜业被赠予滑州长史。所谓神龙元年的祔庙，是指同年正月从武周朝改回唐朝，中宗复即皇帝位后，七月在洛阳建唐室太庙，八月将太祖景皇帝、献祖光皇帝、世祖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及中宗之兄敬帝李弘的七代神主迁入太庙的仪式。该祔庙是中宗即位皇帝后首次举行的亲祭，也可说是象征唐朝恢复统治的礼仪。杜嗣先也参预了该礼仪，因此功绩，其先父得以赠官。反过来说，从杜嗣先墓志的这一记述，可以再次确认神龙元年八月的祔庙之重要性。并且敬帝李弘在显庆元年（656）成为皇太子，上元二年（675）以皇太子身份去世。去世时被授以孝敬皇帝谥号，但决定进入宗庙时的神主庙号"义宗"，是在祔庙前不久的神龙元年六月。因此可作如此理解，向以皇太子身份去世的敬帝授予义宗庙号，是为了实现七庙之制而进行的。（请参考前引拙作《中國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332-333页）

　　四

　　如上所述，杜嗣先不仅在则天武后的朝廷中参加了众多祭祀。而且运用其经验与知识，起到了指导性作用。当然必须考虑墓志中的文饰与过誉，但从其为官经历来看，如上总结绝不为过。大约可以说，他在官界绝非无足轻重。并且关于则天武后的明堂、长安二年的南郊祀、中宗神龙元年八月的亲祔之礼，我已经分别指出其具有的政治意义上的重要性，通过杜嗣先墓志，该点再次得以证实。并得以确认在武周，立春之日东郊的朝日、夏至的方丘（北郊）等祭祀，是以有司摄事方式举行的。还弄清了长安年间元日朝贺之礼也在长安举行，祭祀中设有司寇这一官职。杜嗣先墓志对这些只通过正史无法得知的有关武周朝皇帝祭祀之详情，提供了珍贵的信息。

　　大约杜嗣先被选拔招待以粟田真人为代表的日本遣唐使，也是由于他关于礼仪的丰富知识得到了赏识。应该说，拙作中对于日本第八次遣唐使受到则天武后欢迎这一推测，由杜嗣先墓志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可以说在将武周和唐的礼仪与日本第八次遣唐使结合起来这一点上，杜嗣先墓志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