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平

　　(100037，北京市，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关于武则天的宗教信仰问题，历来颇受学界的关注，传统观点多认为武则天佞佛抑道，对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从泰山保留下来的历代帝王行道的碑刻来看，武则天对道教是颇为迷信的。她不但亲临泰山参加了封禅大典，而且还9次派遣道士赴泰山行道，是唐代奉祀泰山最勤的统治者。这些活动除带有浓厚的宗教信仰的色彩外，还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武则天的宗教信仰颇有裨益。

　　一

　　泰山为五岳之尊，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泰山封禅和行道活动，留下来了大量的石刻碑记。在陈垣先生主持编集的《道家金石略》中，收录了有关唐代诸帝派遣使者前往东岳泰山行道祈福活动的碑刻，约有21件，分别为高宗朝2件，武周朝7件，中宗朝3件、睿宗朝2件、玄宗朝3件、代宗朝2件、德宗朝2件。（陈垣《道家金石略》唐部分。文物出版社，1988）其中高宗、武周朝的9次泰山行道活动，明显都与武则天有关，其频度大大高于唐代道教鼎盛时期的玄宗时代。为了更好地分析这9件与武则天有关的泰山道教石刻，兹列表如下：

　　从这9次泰山行道的碑刻记载来看，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朝廷所派遣使者的身份。其中主要是道士，他们大都属于皇室御用道士，有的还是道教中的头面人物，在当时的宗教界具有很大的影响。

　　如主持显庆六年（661）行道活动的东岳先生郭行真，是当时著名的道教徒，隶属于西华观道士。参加这次行道活动的还有同行弟子陈兰茂、杜知古、马知止等人。关于郭行真其人，据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二"极谏第三"载："始，则天以权变多智，高宗将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举动，必为掣肘。高宗不胜其忿。时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宫掖，为则天行厌胜之术。内侍王伏胜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仪废之，因奏：'天后专恣，海内失望，请废黜以顺天心。'高宗即令仪草诏，左右驰告则天，遽诉。诏草犹在，高宗恐其怨怼，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并上官仪教我。'则天遂诛仪及伏胜等，并赐太子忠死。自是政归武后，天子拱手而已，竟移龟鼎焉。"（此事在《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上·则天武皇后传》和《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麟德元年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应该都是根据《大唐新语》的这则记载。）

　　所谓"厌胜之术"，是模仿所忌恨者制成小人，书其姓名，钉其身心，咒其速死的一种巫术。郭行真能够自由出入宫掖，并利用道术为武则天的政治活动服务，可见他与武则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后来，这个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的道教徒竟然弃道归佛，在当时的宗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他弃道归佛之后不久，又发生了道士杜乂于万岁通天元年（696）上表乞为僧人的事件。（[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七《玄嶷传》。中华书局，1987年，414页）成为轰动当时宗教界的大事。

　　主持仪凤三年行道活动的叶法善，是唐代大名鼎鼎的道教徒。新、旧《唐书》都有他的传，另外还有唐玄宗御制的《叶法善碑》。唐代关于他的传说也很多。叶法善（616-702），字道元，一字太素，祖籍南阳叶县人，后迁居处州括苍。据唐人薛用弱《集异记》补编《叶法善》条称："四代修道，皆以阴功密行及劾召之术救物济人"；《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叶法善传》也称："自曾祖三代为道士，皆有摄养占卜之术。"从有关记载来看，其祖乾昱、曾祖道兴、祖国重、父慧明，下及法善（[唐]李邕《唐有道先生叶国重墓碑》。见陈垣《道家金石略》唐部分，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04-105页），法善侄仲容（[唐]薛用弱《集异记》补编《叶法善》。中华书局，1980年，第18页），以及其后人叶朗清、叶惠光、叶仙灵、叶修然、叶齐真、叶招福、叶招善、叶思庭、叶待贤、叶待正、叶庭芝、叶万春、叶光超等都是道士（《宣阳观钟铭》，见陈垣《道家金石略》唐部分。文物出版社，1988年，161-162页），是一个典型的道士世家。叶法善道术高明，在当时颇有名气，曾参与唐代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得到李唐皇室的宠信。据《旧唐书·叶法善传》载："法善少传符箓，尤能厌劾鬼神。显庆中（656-661），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师，将加爵位，固辞不受。求为道士，因留在内道场，供待甚厚。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覈其真伪。'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试之，由是乃出九十馀人，因一切罢之。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竞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问之果然。法善悉为禁劾，其病乃愈。法善自高宗、则天、中宗历五十年，常往来山中，数召入禁中，尽礼问道。然排挤佛法，议者或讥其向背。以其术高，终莫之测。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713），拜鸿胪卿，封越国公，仍旧为道士，止于京师之景龙观，又赠其父为歙州刺史。当时尊宠，莫与为比。"开元八年（720），叶法善卒，玄宗特下诏悼念，并追赠越州都督。后来唐玄宗、肃宗还曾撰有《叶法善像赞》予以追念。直到宋代，叶法善还受到统治者的尊崇，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正月，封致虚见素法师，宣和二年（1120）六月，又加封灵虚见素真人。

　　虽然仪凤行道碑并没有明确说明这次活动与武则天有关，但从有关记载来看，从显庆五年（660）开始，唐高宗有意识地让武则天参与朝政；到麟德元年（664），"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以至"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卷二○○。中华书局，1956年，6343页）像派遣叶法善于泰山行道这样的大事，武则天是不会不知道的。另据《太平广记》卷二十六《叶法善》条载："则天征[叶法善]至神都，请于诸名岳投奠龙壁。"仪凤泰山行道，大概就是其中之一。

　　主持圣历元年行道活动的大桓观主桓道彦，也是当时京城著名道徒。他和朝士来往密切，著名儒生、朝廷大臣王绍宗就和他关系密切，王绍宗之兄隐居中岳的太和先生王玄宗临终之际，桓道彦在侧，聆听了遗嘱。（王绍宗《大唐中岳隐居太和先生琅耶王征君临终口授铭并序》，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44页）高宗、武周、中宗时期，佛道斗争剧烈、。在当时的佛道之争中，桓道彦是一位颇为引人注目的活跃分子。他除了主持了圣历泰山行道活动外，还在神龙元年（705），中宗诏僧道定夺《化胡成佛经》真伪时，据理力争。当时，和尚道士盛集内殿，互作辩论，争执难下。同年九月十四日，中宗下令："仰所在官吏废此伪经，刻石于洛京白马寺，以示将来。"洛京大恒道观主桓道彦等上表固执。（《宋高僧传》卷十七《法明传》，415-416页。书中写作桓彦道，《佛祖通载》作桓道彦。另据泰山行道碑《岱岳观碑（五）》及《王征君临终口授》当作桓道彦。）洛阳大恒道观是当时的一座著名的国立官道观，经常为皇室服务，除了圣历行道外，还参预了长安四年十一月、中宗神龙元年、玄宗开元十九年（731）的泰山行道活动。

　　另外，像主持了天授行道的金台观主中岳先生马元贞、主持了万岁通天二年行道的东明观三洞道士孙文俊、主持了久视二年行道的东都青元观主麻慈力、主持了长安元年行道的金台观主赵敬，以及主持了长安四年九月行道的内供奉、襄州神武县云表观主玄都大洞叁景弟子、中岳先生周玄度，金州西城县玄宫观道士梁悟玄等，也都是当时著名的道士。他们所在的道观，也都是当时著名的国立官道观。其中金台观参预了两次泰山行道活动，是一座颇为引人注目的道观；云表观主周玄度的身份还是内供奉，也是可以自由出入宫廷的御用道士；最可值得注意是，在久视二年和长安元年的行道活动中，还出现了一类"侍者道士"麻宏信、刘守贞、王怀亮等，关于侍者道士，不见他书记载，大概也是能够自由出入宫掖、侍奉帝后、为皇室服务的御用道士。（参阅拙著《唐代道士获赠俗职、封爵及紫衣、师号考》。《文献》2000年第3期）

　　除了由道士主持行道活动外，还有宦官和地方官员参与此事。宦官一般是由中央派遣随道士一同前往的，比较重要的行道活动一般都派宦官一同前往。如天授行道，因大周革命，派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一同前往；长安四年十一月行道，派承议郎行宫闱令刘德慈、郤□□等一同前往，目的都是为了郑重其事。而地方官参与协办此事，则是为了从人才、物力和财力方面予以充分的保证。这些地方官都临时加以专检校、专当官、祗承官、专管官等差遣，专办斋醮、造像、勒石等事宜。

　　二

　　从这9次泰山行道的活动内容来看，可以清楚地反映出皇室行道的一定仪规和程式，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1．斋醮。唐代是道教斋醮制度渐趋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时期。所谓"斋"即斋戒；"醮"为醮法，是以供养来通神的法术，通常斋醮并行。据《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十六说："烧香行道，忏罪谢愆，则谓之斋；延真降圣，祈恩请福，则谓之醮。斋醮仪轨，不得而同。"（《道藏》第9册第478页）斋法讲究严修，醮仪要求竭诚。"斋以谢咎，醮以度厄。"这就是所谓"斋有法，醮有仪"（《中都十方大天长观普天大醮感应碑》。见《道藏》第19册第720页），各有一套科仪格式。据《隋书》卷三十《经籍志》四解释："其洁斋之法，有黄箓、玉箓、金箓、涂炭等斋。为坛三成，每成皆置绵蕝，以为限域。傍各开门，皆有法象。斋者亦有人数之限，以次入于绵蕝之中，鱼贯面缚，陈说愆咎，告白神祗，昼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斋数之外有人者，并在绵蕝之外，谓之斋客，但拜谢而已，不面缚焉。而又有诸消灾度厄之法，依阴阳五行数术，推人年命书之，如章奏之仪，并具贽币，烧香陈读。云奏上天曹，请为除厄，谓之上章。夜中，于星辰之下，陈设酒脯麦饵币物，历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为书如上章之仪以奏之，名之为醮。"由此可见，斋法与醮仪，都是道教的祭祀仪式，仅功用不同而已。道教崇敬神仙，注重祭祀祈祷，建斋设醮。到隋唐时期，斋醮仪轨逐渐发展成为道教常行的科仪。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道教斋醮活动亦日趋盛行。唐玄宗御敕编撰的《唐六典》将道教斋醮科仪列为国家祀典，其记斋醮科仪内容为："斋有七名：其一曰金箓大斋，调和阴阳，消灾伏害，为帝王国主延祚降福。其二曰黄箓斋，并为一切拔度先祖。其三曰明真斋，学者自斋，斋先缘。其四曰三元斋，正月十五日天官为上元，七月十五日地官为中元，十月十五日水官为下元，皆法身自忏愆罪焉。其五曰八节斋，修生求仙之法。其六曰涂炭斋，通济一切急难。其七曰自然斋，普为一切祈福。"（《大唐六典》卷四。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101-102页）

　　唐代帝后崇信斋醮祈福禳灾的功效，为求自身的福寿和国家的太平，对斋醮活动颇为重视。号称五岳之尊的泰山，历来被认为是吉祥之地，是神的化身，它能知天意、占吉凶，因而历代帝王不是亲自登临，就是经常派遣使者祭告，祈求泰山神灵赐福，以永保江山社稷的稳固。唐代帝王也非常重视泰山行道，尤其是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泰山斋醮活动更加频繁。

　　唐代帝后泰山斋醮，始于高宗、武后时期。高宗显庆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敕使东岳先生郭行真，弟子陈兰茂、杜知古、马知止，奉为皇帝、皇后七日行道，"此为泰山设醮之始"。（[清]王昶编《金石萃编》卷五三，中国书店，1985年）之后武则天更是频繁地派遣使者前往泰山斋醮祈祷。

　　唐代皇室泰山行道最重视金箓斋。长安元年，于太山灵坛修金录（箓）宝斋三日三夜，又□观侧灵场之所设五岳一百廿槃醮礼，金龙玉璧并投山；长安四年十一月，建金箓大斋四十九日，行道设醮，奏表投龙荐璧。金箓斋的主要功能是祈禳，祈求神真保佑帝王，安民镇国。据唐末道士杜光庭所撰的《金箓斋启坛仪·序事》说："金箓为国主帝王镇安社稷，保佑生灵，上消天灾，下禳地祸，制御劫运，宁肃山川，摧伏妖魔，荡除凶秽。"（《道藏》第9册第67页）所以，凡三元日和皇帝诞日，要例行金箓大斋，为国祈祷。据张泽洪先生研究："凡出现五星失度，四气变常，二象不宁，两曜孛蚀，天倾地震，川竭山崩，水旱为灾，螟蝗害稼，疫毒流布，兵革四兴，猛鸷侵凌，水火漂灼，冬雷夏雪，彗勃呈妖等自然变异，都要到名山洞府，古迹水乡，精备信仪，按遵科典，修金箓宝斋，拜天谢过，以禳却氛邪，解销灾变。唐代的金箓斋辞皆为皇帝、诸王公主、文武职僚忏罪祈福，祝愿宗庙安宁、帝图遐远，圣躬万寿，四海和平。而金箓斋的投简仪，是上启天地水三官，祈禳皇帝邦基磬固，国寿天齐，动植沾恩，华夷蒙润。祈求上天普降甘露，使毒疠屏消，吉祥蕃委，一切含生，并登道岸。"（张泽洪《道教斋醮科仪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第245页）

　　圣历行道，也设金箓宝斋河图大醮，漆日行道，两度投龙，仪式有加。关于河图醮，还见于仪凤行道，修斋设河图大醮，作功德十二夜。所谓河图醮，虽未详其坛位仪式，但在刘宋太极太虚真人《洞玄灵宝道学科仪》卷下《醮请品》中即有此醮之记载，大约在南北朝时道教的醮请法门已有五帝醮、七星醮、六甲醮、三师醮、五岳醮、三皇醮、三一醮、河图醮、居宅醮、三五醮等等名目，前四醮是请天神，后六醮是请地神。设金箓宝斋河图大醮，斋醮并行，告天谢地，这是唐代泰山行道常见的一种仪式。

　　此外，长安四年九月行道，自于名山大川投龙璧，修无上高元金玄玉清九转金房度命斋叁日叁夜行道，陈设醮礼。据《金箓大斋启盟仪》载："斋法见于道家者，凡二十有七品，其源出于灵宝，一曰太真斋，二曰上清斋，三曰大洞斋，四曰金房斋，此四斋者，不假人为，与天为徒，所谓内斋者也。"此斋大约就是金房斋的一种，属于道教内斋。

　　2．投龙。唐代道教斋醮中，还有一项投龙仪式，以告谢天地。投龙仪式是将写有消罪愿望的文简和玉璧、金龙、金钮，用青丝捆扎，举行醮仪后，投入名山大川、岳渎水府，作为升度之信，以奏告三元。投龙仪式多用于国家斋醮，以祈求保安宗社。投龙地点多在道教的洞天福地。杜光庭在《天坛王屋山圣迹序》中说："国家保安宗社，金箓籍文，设罗天之醮，投金龙玉简于天下名山洞府。"（[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九三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9703页）道教的投龙仪式源于天、地、水三官信仰，刘宋时已初步形成投龙祭祀仪式。到唐代，祭天、地、水的投龙仪式，已成为国家斋醮祭祀大典。唐代有祭五岳、四镇、四海、四渎之制，道教认为五岳皆有洞府，是投龙的最佳之处，所以规模最大的投龙仪式常在五岳举行，其中尤以泰山投龙活动最为频繁，也最为隆重。

　　唐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斋醮投龙仪式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天授二年，武则天以大周革命，敕命金台观主马元贞往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马元贞等在东岳泰山举行章醮投龙，作功德十二昼夜；之后，顺便谒孔夫子庙，题石记之；又作功德于淮渎，为国章醮、投龙；次年，又于济渎庙中行道，设斋醮、投龙、作功德。此外，圣历行道，更是两度投龙，仪式有加。另外，久视二年（701）正月，派遣东都都青元观主麻慈力，内赍龙璧、御词、缯帛及香等物，往泰山斋醮投龙；长安元年十二月，也举行了金龙玉璧的投山仪式；长安四年玖月敕令，于名山大川投龙璧，泰山斋醮投龙也在其中。长安四年十一月行道，设醮，奏表投龙荐璧。这些活动都曾勒石题名，传诸后世。

　　现存河南省博物馆的投龙金简实物，1982年5月发现于河南登封中岳嵩山峻极峰北侧，是武则天命道士胡超投于嵩山的。金简长36.3cm,重247g,双钩镌刻投龙文63字,内容是："上言：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 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昭(超)稽首再拜谨奏。"（《河南日报》1982年11月20日，陈垣《道家金石略》唐部分，93页）

　　这通金简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武则天时期派遣道士于天下名山大川斋醮投龙的活动，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

　　3．造像、写经。关于造像与写经，饶宗颐先生曾有论述："唐时道士建醮，必造元始天尊像并壁画，敬书《本际经》、《度人经》，习以为常。"（饶宗颐《吴县玄妙观石础书迹》，《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4年2月第45本第2分）从武则天派遣道士泰山行道的活动来看，此论断颇有见地。如：

　　显庆行道，造素（塑）像一躯、二真人夹侍。

　　仪凤行道，敬造壁画、元始天尊、万福天尊象两铺。

　　天授行道，于岱岳观造元始天尊像一铺、并二真人夹侍；于济渎庙以□彩造元始天尊并夹侍二仙。

　　万岁通天行道，造石天尊像壹躯、并二真夹侍。

　　圣历行道，用斋醮物奉为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敬造等身老君像壹躯、并二真人夹侍。

　　长安元年行道，又□镇彩纱缯敬造东方玉宝皇上天尊一铺，并二真人仙童玉女等夹侍，□□□□供养。

　　长安四年行道，以本命镇彩物奉为皇帝敬造石玉宝皇上天尊一铺十事，并壁画天尊一铺廿二事，敬书本际经一部，度生经千卷，以兹功德，奉福圣躬。

　　从以上这些记载来看，武则天时泰山造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壁画；一类是雕塑，雕塑又可分塑像和雕像，塑像一般为泥塑彩绘，雕像一般为石雕彩绘。凡造像少者止一躯，多则谓之一铺。造像形象形式多样，有：元始天尊、万福天尊、老君像、东方玉宝皇上天尊、玉宝皇上天尊（与前者大概是同一类）、真人、仙童、玉女等。

　　写经仅见于长安四年十一月行道。所书《本际经》，是唐代道教的一部重要经书，由隋及初唐道士刘进喜、李仲卿等所造作，此经吸收了佛教与玄学的思想，反映了南北道教各系传承的交融与大一统局面，大大提高了道教的理论思维水平。从近代敦煌石窟所发现的《本际经》写本来看，卷帙甚多，累计已达106件，约占敦煌道书卷子的1/4，其中就有武则天时书写的。（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论敦煌本〈本际经〉的道性论》，《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度生经》，大约就是《度人经》。《度人经》，原名《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后来又名《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简称《度人经》，该经为灵宝经系之首经，大约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后来被奉为道教首经、万宗之宗。（李养正《道教概说》。中华书局，1989年，第351-354页）唐代规定："诸色人中有情愿入道者，但能暗记《老子经》及《度人经》，灼然精熟者，即任入道。"（《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16页）可见入道的标准之一就是必须精通《度人经》。该经以尊崇元始天尊为至高无上之神，宣扬"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之旨，据说："闻之者神襟明畅，飘然有飞跃腾凌之意；听之则神和于内，气逸于外。可以致道，可以延龄。……故能保制劫运，召役鬼神，招真集灵，通神达妙，无所不能。万魔睹之以摧伏，百神仰之以朝宗。"（杜光庭《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序》。《全唐文》卷九三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9707页）教人们皆当齐心修斋，六时行香，诵念道经，以求降福消灾，登真成仙，所以受到唐人的重视。

　　4．刻石记录。当斋醮、投龙、造像、写经等一系列行道活动完毕后，一般都要勒石纪功。内容有：行道时间、行道目的、祥瑞、主持行道者和参与行道者，等等。正是这些行道石刻碑记，为我们研究武则天时期泰山行道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

　　武则天之所以如此频繁地派遣使者赴泰山行道，主要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是武周革命；二是长生延寿。从这9次泰山行道活动的内空来看，可以清楚地反映出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政坛的新动向。

　　显庆行道反映了武则天在政坛上逐渐崛起的历史事实。唐代帝后泰山行道活动始于高宗显庆六年二月，就在这月宣布改元为龙朔，所以也称为龙朔元年。显庆行道的背景正好反映了武则天从政坛上逐渐崛起的过程。武则天永徽六年（655）被立为皇后，显庆五年，"冬，十月，上（唐高宗）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胡三省甚至认为："后移唐祚，至是而势成。"（《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五年十月条，6322页）就在次年的二月，高宗、武后就派遣道士郭行真赴泰山为皇帝、皇后行道。这里把高宗与武后并列，是颇为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考察唐代帝后泰山行道碑记，只有中宗朝有过这种情况，而中宗朝之所以会出现类似情况，是与韦后在当时政坛上的物殊地位有关的。联系到郭行真乃武则天所宠信的道士这样一个角色，这就有理由使我们认为这次泰山行道活动，实际上反映了武后在政治上的地位正在崛起并逐渐得到巩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就在显庆行道以后不久，武则天又建议泰山封禅。封禅大典是一个王朝规格最高、规模最宏大、用人最多，最能展现皇帝治国安邦辉煌业绩的一次至高无上、代表国家面貌和皇帝德能的声势浩大的庆典活动。封禅活动并不是所有皇帝都能举办的典礼，在此之前，也才不过有十多个皇帝登封泰山。唐太宗一生都想举办封禅，但由于初唐承大乱之后，百废待兴，条件一直不具备，也就始终未能成行。而就在武则天辅佐唐高宗治理国家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祥和局面。麟德二年（665），"是岁大稔，米斗五钱，麰麦不列市"。（《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87页）就在这年的冬十月，武则天向唐高宗提议请封禅，高宗马上同意了武后的建议，立即发车驾东封。次年正月，"车驾至泰山顿，是日亲祀昊天上帝于封祀坛，以高祖、太宗配飨。己巳，帝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文德皇太后配飨；皇后（武则天）为亚献"。（《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89页）泰山封禅历来是不准妇女参加的。而武则天参加封禅大典，在首开妇女参加封禅大典先河的同时，也向百官群臣和九州四夷以及所有臣服的属国君主展示了自己杰出的政治才能。这为她后来顺利登上皇帝宝座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授行道反映了武则天革唐命、建立大周政权、正式登上皇帝宝座的历史事件。垂拱四年（688）五月，获"宝图"于洛水，以为天授，称之曰"天授圣图"，武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又亲自告谢昊天上帝。天授元年（690）改唐为周，武则天正式称帝，上尊号为圣神皇帝。次年二月，武则天就派遣道士马元贞携弟子杨景初、郭希玄，以及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等往"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告谢天地。在泰山，章醮投龙，作功德一十二日夜，又敕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铺，并二真人夹侍。此后，马元贞又谒孔子庙，还在淮河、济水等地行道，祥瑞频现，日抱戴、重晖、五色祥云、仙鹤回翔、天花舞空等，勒石纪铭，留下了记载。

　　武则天晚年的泰山行道次数明显增加。武周朝泰山行道活动总共才7次，除了天授行道告大周革命成功外，其余6次都在697年以后，其中就有701年2次，704年也是2次。这6次泰山行道活动，除了因为武则天晚年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追求长生神仙，祈福延寿的动机日愈强烈之外，其实敏锐的历史学家已经觉察到："697年后，在官僚中，道教倾向已经加强这样一种时代气氛。"（[韩国]任大熙《武后政权与山南、剑南--关于则天武后的僧侣招聘》，载《新韩学报》第22卷，1986）这种气氛，是与武则天晚年在考虑接班人的人选问题上，日益倾向于还政于李唐的政坛新动向有关的。

　　武则天晚年，随着年龄日愈增高，迷信道教金丹术、幻想长生不老之心日愈强烈。饶宗熙先生就曾指出："后（指武则天）末年多病，改事道教，冀求长生。"（饶宗熙《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卷3期，1974）她曾遣使召道士司马承祯，是闻其有服饵之法；令道士叶法善采药并遍祷名山，是由于他会炼金丹；召道士张果，是因为时人传其有长年秘术；命方士武什方赴岭南采药炼丹，是其自言能合长年药；以蒲轮征隐居豫章西山的道士胡惠超（这个胡惠超就是曾为武则天于中岳嵩山投龙章醮的那位道士胡超。据《朝野佥载》卷五载："周圣历（698-700）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学道，隐白鹤山，微有道术，自云数百岁。则天使合长生药，所费巨万，三年乃成。自进药于三阳宫，则天服之，以为神妙，望与彭祖同寿，改元为久视元年（700）。放超还山，赏赐甚厚。服药之后三年而则天崩。"），也是基于此。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受到晚年武则天的宠信的奥妙之一，也在于他们投其迷信羽化成仙之好，为她炼丹。（李斌城《武则天与道教》，见《武则天与文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9页）我们看到在这6次泰山行道碑中，尽是"永奉圣躬"、"伏愿我皇万福，宝业恒隆"、"以兹功德，奉福圣躬"等祝福语；另外，像用斋醮物为武则天造等身老君像、用本命镇彩物为武则天造天尊像、抄《本际经》、《度生经》等等，都是武则天为了祈求长生神仙而采取的一些举动。

　　至于道教气氛日愈加强，这是因为李唐王朝追认道教教主太上老君为祖，尊为"太上玄元皇帝"，宣布道教为本家宗教，同时道教对于李唐王朝来说是具有皇权象征意义的。但武则天改唐为周时，曾有意识地贬抑道教，如宣布取消老君"太上玄元皇帝"的尊号，颁布佛教因开革命之阶而升于道教之上的政策，等等。而在697年以后，为了调和李、武矛盾和平衡佛、道之争，在宣布道、佛齐重政策的同时，倾向于道教色彩的时代气氛愈来愈浓厚。

　　总之，从泰山道教石刻可以看出武则天是颇为迷信道教的。她一生9次派遣道士赴泰山行道，不但是唐代奉祀泰山最勤的统治者，而且还曾亲临泰山参加了泰山封禅大典，打破了历代封禅不准妇女参加的陈规，表现了极大的勇气与反传统精神。她巧妙地利用泰山行道为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服务，同时还利用泰山行道来祈求长生神仙。她是中国历史上在泰山留下最多历史痕迹的统治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