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一直保持大量出行。除了他们自己的生意，所有能出行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经常在路上，以便亲自办理不同地方伯爵的重要生意。这极其清楚地显现在布德鲁斯和伯爵的通信中。

　　"年轻的罗斯柴尔德，"1811年4月7日，他从汉诺写信给他的主人说，"正在去伦敦的路上，以便拿回关于你资本投资的所有权证明，他能随身带来信件的小包裹。他的父亲会高兴地做出努力从果托普（Gottorp）拿到这些物件……并已经在打听这件事。在我的建议下，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已经要求将这些资金支付到哥本哈根（Copenhagen），且已收到159600荷兰盾。你高贵的伯爵会仁慈地允许我将你对他代表你所进行的各种活动表示的满意传达给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吗？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通知我说，布拉格警察已在他的四轮马车中发现秘密的抽屉。因此，我认为把我上个月的账目随同其他文件传送是不明智的，在这样的场合，衣服下面是不能像在信件中那样隐藏的。"伯爵以表达真心的满意来答谢这样的消息，同意罗斯柴尔德应该知道他对他的满意。然而，他依然关注投资在英国股票上的资金，这方面他还没有收到任何所有权的文件。"要看到关于投资的文件……我感觉真的漫长，"他回复给布德鲁斯说，"我想这是有根据的，我还没有得到通知说这里的警察已发现四轮马车中的秘密隐藏地。无论如何，没有任何理由期待任何麻烦从那里发生。"布德鲁斯不断地努力按伯爵的看法来颂扬罗斯柴尔德家族，并说了所有其他不太可靠或较少友好的生意家族。这表现在更早期的一笔交易上。由于伯爵在荷兰，他已经从卡塞尔调转100万荷兰盾给罗斯柴尔德和其他两位犹太银行家。在此过程中，由于各种困难导致了在荷兰的款项支付推迟，同时负责债务转调的人已支付了更大一部分的有关资金。在做更进一步的支付之前，他们自然要求伯爵提供担保。

　　布德鲁斯告诉他的主人："这项生意的最糟糕之处在于，它不是委托给单一的业务公司……代理人司徒本·黑塞·格尔德斯密特（Stuben Hesse Goldschmidt）和米切尔·西蒙（Michel Simon）的继承人对你伯爵大人是最不友好的。列维（Levy），西蒙的女婿，掌管这项生意的人，竟然做到那样极端的程度，正如我确切知道的，他导致了我自己和罗斯柴尔德最近一次的被捕，并给军需官警察提案，使得我们遭到最严厉的反复盘查。"布德鲁斯建议卡塞尔犹太人应该从这项生意中退出，整件事情应该单独委托给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一个人。伯爵对这份建议表示赞同，并答复如下：

　　"我已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这份关于100万荷兰盾贷款的报告……你非常正确地坚持让卡塞尔犹太人退出这项生意（虽然我一直总是把司徒本·黑塞·格尔德斯密特看作一个诚实的人）……我担心这些犹太人不会信任法兰克福的代理人（罗斯柴尔德），并想象着这项生意会有丰厚的利润，而要求得到很高的退出补偿。"最后，伯爵把整件事留给布德鲁斯，相应地，他把它全部交到罗斯柴尔德的手上。

　　然而，大体来说，伯爵再次陷于极其糟糕的情绪状态中，首先，因为罗斯柴尔德还是没有成功把他的财产从霍尔斯坦（Holstein）带到布拉格，第二，因为他已经收到一份来自布德鲁斯的报告说，通过威特根斯坦王子作为中间人，一份有关伯爵的贷款被借到名为普列腾伯格（Plettenberg）的一个家族，而威特根斯坦王子的康复似乎很令人怀疑。他也对布德鲁斯的一项建议，即他应该参与法兰克福的贷款项目而感到很苦恼，因为在那里他曾有多么不幸的经历。正是在高度紧张状态中，他等待着关于投资在英国股票方面的文件，可仍然没有到手。这种情绪体现在一封极其愤怒的信中，在其中伯爵通知停止支付给罗斯柴尔德关于英国股票方面的资金，因此在罗斯柴尔德-布德鲁斯公司中引起极度恐慌。

　　在这封信的内容里，他说："毕竟，我在霍尔斯坦的行李箱和衣箱中装有不只是衣服的物件；里面有黑塞证券，各种各样的账目，一只衣箱里还有银币。我计划直接把它们带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已经对一年又一年就这件事传令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感到厌烦。""我将发送一封草拟的信件给冯·威特根斯坦（von Wittgenstein）王子，关于普列腾伯格贷款这件事，不过不要期望它会有很多结果。整个商业都是一个阴谋诡计的网。我决心牺牲一切，也不让自己对那个王子善罢甘休。他已经对我做了令人惊愕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不愿参与法兰克福的认捐贷款。我厌恶一切贷款，我真的宁可让我的钱闲放着。"依旧没有来自伦敦的消息，一个事实又激怒了伯爵。"我极其担心这件事，"他写道，"也极其渴望等待着听到你所必需说什么。与此同时，你要停止对这些股票做任何更进一步的支付，你也不要用任何在英国获得的利息投资在它们上面。我仍然白白等待着得到关于我已投资的资金的文件；无论我给罗斯柴尔德怎样的信任，我也不能容忍任何更长时间的推迟。老股票的登记也没有受到影响。劳伦特斯（Lorents）经常且特别地提醒你这件事。你一定知道他保持着完全地通知我所有关于我在英国的财务事项，尤其通过罗斯柴尔德而受到影响的投资，为此他可以保持关注着它们，因为那是他的责任。对此你将立刻就会注意到。"伯爵的恐惧已经因为他在伦敦的全权代表劳伦特斯的来信而增加，而劳伦特斯已受到伤害，因为在伦敦为伯爵所做的生意中他没有被布德鲁斯和罗斯柴尔德当成知己。他已建议他的主人说英格兰可能缔结不利的和约，这已导致英国股票严重下跌，因此提议卖掉刚刚购买的证券。

　　布德鲁斯以一种委屈的口吻回复他的主人说，按照指示，他已经对罗斯柴尔德关于新买的股票停止任何支付。他再次转达了罗斯柴尔德的解释，其中列出了在往返英格兰旅途中以及在战争和封锁时期安全传送文件与信件的大量困难。

　　布德鲁斯强烈认同他的法兰克福伙伴的评说。"以我的观点，"他写道，"他的看法是合理的，他的要求也是公正的……我还没有通知战争议员劳伦特斯有关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所做的投资。这样的消息是不应该让太多人知道的。"他还补充说如果伯爵的指令没有撤回，他将立即执行它们……"里佩尔（Riippell）和哈涅尔（Harnier）银行，"他继续，"直截了当地说，绝对满怀愤怒地反对你伯爵大人。尽管他们完全欠你伯爵大人的财富，但他们的行为像疯人一样，他们没有保持应有的冷静，也没有为他们的顾客尽职尽责，从而为顾客盈利。"在第二封信中，布德鲁斯写道："出于难以理解的优势因素，在关于推迟荷兰的生意上，罗斯柴尔德已受到不公正的指责，尽管这可能会给你阁下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毕竟，那是罗斯柴尔德单独一个人筹集这样数目的金钱，正如你已收到的，而其他银行家在这件事中没有做任何努力。"同时，一个更年轻的罗斯柴尔德兄弟（可能是卡尔）带着布德鲁斯详细的报告来到布拉格，在其中布德鲁斯强烈敦促他的主人不要危及在英国投资的生意，因为它正开展得那么好。年轻的罗斯柴尔德雇请他所有雄辩的人来说服伯爵取消其对进一步支付的否决。他想他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便从布拉格写信给布德鲁斯，说伯爵已宽厚地同意继续以在英格兰获得的利润投资在英国的股票上。随后，布德鲁斯立即在伯爵的账户上恢复对罗斯柴尔德的支付，直到他从他的主人那里收到一个指令，时间在1811年12月9日，该指令不批准罗斯柴尔德不成熟的结论。因此，布德鲁斯做出进一步的努力，要让他的主人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取消对更进一步支付的否决最终会符合他最高的利益，因为如果不取消否决，罗斯柴尔德银行公司会面临一个严峻的危机。

　　"这是我的责任，"他写道，"提供事实以便证明罗斯柴尔德的银行家们没有任何疏忽地采取一切可能的努力来获得投资的证明资料，你高贵的伯爵一点也不知道在这里与伦敦之间传送重要文件是多么困难。如果你阁下考虑到将会增加的危险，即要是这样一个文件落到错误的人手上，你就会确切地意识到，必须采取一切手段以使这种事件发生的机会降到最低。

　　"对罗斯柴尔德银行家们停止更进一步的支付，并没有使他们更加努力来获得这些文件，因为这些努力不能被增加。直接从布拉格回来之后，年轻的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就旅行到海边，以便寻找机会来带回这些文件。在他所住的荷兰村庄里，他感觉不安全，然后转而来到敦刻尔克（Dunkirk），而且他必须每天给警察局布置家具，以使他住在那里有令人满意的理由。根据他最后的信件，他尽一切可能让这些文件尽早到达。

　　"司法部长的人送信给银行家凡·诺滕（Van Notten），说在1810年10月28日之前，允许老股票恢复转换(以假名),离开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之后，船只被返回海岸，我的信件传送到荷兰的一个村庄，在那里由罗斯柴尔德一位可靠的熟人保存它，直到现在。年轻的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现在已抓住一个有利的机会来发送它，并保证安全到达航道的对岸。"最后，已旅行到伦敦的年轻的罗斯柴尔德，继续成功地偷运一张总值189500斯特灵的证明到欧洲大陆，并立即发送给伯爵。现在威廉再一次对他的资本被用作进一步投资所产生的利润感到满意。在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高度紧张维持且又降低了费用的生意表示满意之后，威廉宣称现在愿意给予这些股票70%的手续费。在传送这个消息给布德鲁斯时，伯爵表达了他的欣慰，并在他的信中总结说："我不是没有意识到关于与伦敦交通及通信的困难，因此极其高兴地得到189500斯特灵的所有权证明。"伯爵也表达愿望说，罗斯柴尔德的兄弟之一应该长期住在布拉格，但是布德鲁斯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这个家族的经营活动已经如此广泛，以致不可能答应这个要求。布德鲁斯给他的主人写道：

　　"很荣幸你建议罗斯柴尔德的一个儿子应该获准长期住在你伯爵大人的邻国，可这就勉为其难了。他们的父亲年老多病。他最大的儿子阿姆斯洛，和他第二个儿子所罗门，也是体弱的，都是他生意经营中必不可少的。第三个儿子内森，在伦敦生意的创建中是非常有用武之地的，而第四个儿子卡尔，几乎是继续专门投身于你伯爵大人的服务之中，还有最小的儿子詹姆斯，他的时间花在伦敦与巴黎之间。他们俩已对我宣称，他们不会做出任何努力来执行你的指令。"欧洲大陆的封锁给与英国的通信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这个问题确实成为欧洲主要政治家们的重大问题。在埃尔福特（Erfurt），1808年曾有这样的观点，即拿破仑和俄国的亚历山大将能够分享对欧洲的统治。法国皇帝尤其认为在俄国的协助下，他最终会征服英格兰。

　　为此目的，俄国无条件实行对欧洲大陆的封锁但是沙皇从来不打算为了拿破仑的利益而牺牲与英国的所有贸易。相反，他推进海上货物的进口，英国产的货物现在轻易就找到路径取道俄国而到达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这样拿破仑政策措施的效果就有危险，而在1811年夏天的早期，对整个欧洲来说，很明显，两个最强大的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相互侵犯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现在只是时间问题。

　　随后，拿破仑的警察对法属领地中所有通信和秘密协议全部采取更严厉的审查制度。标明写给黑塞统治家族的任何东西都要经受严密的检查。1811年11月1日，一封注明法兰克福，两个地方不小心写有梅耶·阿姆斯洛的信件落到法国人的手里。在一段文字中，不知名的写信人承认通过梅耶·阿姆斯洛豪华的办公室从伯爵那里收到一封信，而另一段文字则如下：

　　"我认真地把你（伯爵）的信件读给罗斯柴尔德听，他的儿子们在场，你阁下的信件说他们是那样的亲切和礼貌。他们全都很高兴。"很清楚，从上下文看，这封信涉及图根邦德，而伯爵其中的一个成员，信里写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成员必须代表伯爵的利益进行支付的问题。这封信立即被从它受拦截的地方汉堡（Hamburg）发送给巴黎警察委员会长官萨瓦里（Savary）将军，他指示驻法兰克福的法国大使巴伦·巴切尔（Ｂaron Bacher）尽一切可能搞清楚这封信隐含的含义，以及信中提及的人物。

　　巴伦·巴切尔建议说，他们不应该继续通过像1809年户籍搜查和抓捕那样来抵制罗斯柴尔德家族，而是以更大的隐蔽性来行动。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伯爵的其他代理人应该在一种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被平息他们的信件应该被巧妙地打开、复制，然后发送。以这样的方式，巴切尔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自己熟悉他们搞阴谋诡计的网络，包括它所有复杂的分支。

　　这位警察委员会首席长官也要求在梅因茨的委员会提供一份报告，而报告对他说，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前在殖民地物品和英国产品的交易中极其活跃。但由于他们已经屈从于户籍搜查，而且他们所有的英国物品已被没收，因此主要从事银行生意和受限在欧洲大陆的商品贸易。梅因茨委员会的长官补充说，这个家族的首领对法国不友好，虽然他假装诚心诚意喜爱这个国家。

　　巴切尔的劝告得到采纳。罗斯柴尔德兄弟们在法兰克福和法国都受到法兰西帝国警察最严密的监督，在这两个地方，他们住在跟英国进行非法贸易的人之中；同时，他们与达尔伯格的法兰克福警察相处极好，尽管这支队伍附属于拿破仑。达尔伯格的警察长官冯·伊特斯坦（von Itzstein），虽然是一个犹太人，却是大公国警察的主管，也是梅耶·阿姆斯洛和所有法兰克福犹太人的特别主顾。

　　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长期心中怀有这样的想法，即利用达尔伯格友善的感情为同一信仰且以前受压迫的同辈犹太人成员，或偶尔也为自己的家族谋求利益。由达尔伯格宣布的新的一种"地位"已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他们的处境，这确实是真的，但没有涉及本质的改变。例如，犹太家族成员人数依然限制在500人以内。"500人，只有500人，"一些犹太人愤怒地写道，"为什么不更多或更少？"达尔伯格意识到他能够利用这种形势，并做一笔良好的生意交易，他允许梅耶·阿姆斯洛和他的合伙人古姆普雷切特（Gumprecht）说服他，即由犹太人以每年一次性支付22000荷兰盾作为交换，然后在法兰克福授予他们市民的权利，因此使他们在政治上与基督徒平等。与此同时，犹太人获准拥有他们自己的管理组织，就是"犹太人宗教区管理组织"。警察长官冯·伊特斯坦被任命为区长，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从最杰出的犹太人中推选。

　　在做出努力的过程中，达尔伯格暗示梅耶·阿姆斯洛，犹太人要准备做出财务上的牺牲，最后达尔伯格要求他们应该以每年一次性交付22000荷兰盾20倍的金额来作为交换。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目，但法兰克福犹太人中的一位可以拿出，尤其像罗斯柴尔德一个人就可以预先垫付100000荷兰盾，几乎是总数的1/4。他也设法这么安排，即只有440000荷兰盾中的150000基尔德应该以现金立即支付，剩下的部分24位债券持有人也被接受。犹太人圈子中的成员以极大的悬念等待着，这些安排的结果对他们的前途是多么重要。如果这个提议获得通过，梅耶·阿姆斯洛就是第一个给他具有相同信仰的同辈成员带来好消息的人。

　　一段时间之后，这件事获得通过，以致在犹太人中引起了极大的热情，就像在敌视他们的参议院和贵族家庭中引起的极大愤慨一样。立刻，到处都暗示着，除了公开的数目之外，达尔伯格本人还接受了其他金钱。与这件事关联的集中评论，是关于梅耶·阿姆斯洛和他的儿子们已被任命为官方银行家，而且梅耶·阿姆斯洛已成为法兰克福选举团成员之一。一名奥地利的秘密警察确切地宣称他知道具体的数目，也就是33000卡洛林（karolins），达尔伯格已经接受它用来建造他的办公楼。

　　犹太区大众当然非常感激年迈和虚弱的梅耶·阿姆斯洛，而他自从动手术之后，从来没有完全苏醒过，不过他依然有能力利用他所有的影响力和金钱来确保他们这次地位的提升。价值290000基尔德的债券，立即被投入流通。其中之一，价值50000基尔德，被达尔伯格的财政部长克里斯汀·冯·本歇尔·斯特诺伯爵（Christian von Benzel-Sternau）获得。另外有8份债券，每份价值10000基尔德，都被赫尔·冯·贝斯曼拿到，而由犹太人用现金支付的更大一部分是直接到达巴黎，以作为对已被法国人抓住的福尔达和汉诺伯爵的部分付款，现在达尔伯格已将这两个公国再次购买回来。达尔伯格又一次立即卖这两个领地给私人，以便获得价值350万法郎的保证金，可以分期付款，当交易结束，他将获得190000法郎的利益，比法国从这两个领地所获得还要多。

　　当交易协议签订时，达尔伯格带着有些过早的高兴宣布，"完成得如此巧妙的交易，值得奖赏，"然后便奖赏那些在交易中被雇佣的部长们，还有他们的妻子，每人送礼40000法郎。在关于这件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由于我决定不通过这个生意获得什么，除了国家的财富，现在仍然有70000法郎可以从190000法郎中变现。在这个数字中，我把10000法郎送给知道内部机密的议员冯·伊特斯坦，作为他在转换犹太人欠国家的债务为现金的过程中所提供服务的酬劳。我给罗斯柴尔德家族10000法郎，因为他们出色的合作。我将把剩下的50000法郎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我欠他们债务的一部分还款。"法兰克福市参议院，和以前掌握政权而现在流放的那些人，怀着关切和恶意在观察这些事件，并下定决心，如果情况发生不同的转变，他们将做一切可能的事情来恢复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梅耶·阿姆斯洛的为人，无论如何已经使他跟法兰克福市以前的官员很熟悉但是目前他们只好无力的观看着，且允许他和他的保护人达尔伯格做他们所要做的。

　　他们带着极大的疑虑，察看着欧洲政治的整体进程。关键点是拿破仑与俄国的争端已经濒临战争的边缘。拿破仑集结着王公显贵的雇佣军，成为欧洲最大的霸主，以便抑制欧洲大陆上最后的独立王权。在德累斯顿（Dresdun）一次盛大的王宫典礼上，他会合了信赖他的王子们，而他的皇帝岳父即奥地利的弗朗西斯也在那样的场合出现。在布拉格的伯爵再一次请求弗朗西斯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向法国皇帝申诉他的理由。弗朗西斯皇帝习惯于这样的请求，没有对这封信投入更进一步的关注。当浩大的俄国战争的戏剧正上演时，伯爵依然在布拉格，以极其焦虑的心情等待着事件的结果。

　　拿破仑的军队正稳步朝着沙俄帝国的心脏进发，尽管他们无疑正蒙受着巨大损失。40万人的军队，只有不足10万人进入莫斯科（Moscow）。但是所有欧洲人看到的是胜利进军。由于当时的形势，更新的信息到达法兰克福之前，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那时候的商人不能像现在这样快速就得到信息而尽快做出决策。

　　梅耶·阿姆斯洛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对正在莫斯科且势不可挡的实权人物郭尔西根（Corsican）的认识，而当他的老伤口再次打开时，已经没有希望把他带回病床。他没有活着看到拿破仑在俄国的彻底失败，以及一年之后拿破仑在德国的被打败，紧接着便是罗斯柴尔德的君主及其黑塞领土的回归。

　　在1812年9月16日，一个重要的犹太庆典日，即所谓的"长日"，这个日子是用来为忏悔的罪人请求原谅而设立的，梅耶·阿姆斯洛已经一直在斋戒中，这符合他严格的宗教原则，他花好几个小时站在犹太教堂中，并沉浸于祷告里。在同一天晚上，他感觉伤口附近剧烈疼痛。他立刻被抬到床上，但他的病情已经恶化。他发着严重的高烧，他已感觉到死亡正在临近。因此，他决定，趁他还有力量在身上，尽早安排他的事宜，以及订立新的遗嘱来适应最近的发展，替代他更早的时候订立的遗嘱。

　　在这么做时，他便使他已经跟他的所有孩子们订立的协议生效，按照协议，他将他生意中的股票、证券和其他财产全卖给他的五个孩子，比如大量的葡萄酒股票，总价190000基尔德，当然这个数目远低于它们的真正价值。他的儿子们因此成为生意上的专有主人，很清楚，虽然没有明确声明，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们在股份上的任何不平等都将停止，于是每一个儿子都占有50分之10，那就是1/5生意上的股票。

　　这份遗嘱完全把女儿和她们的丈夫，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从生意上排除出去，甚至都不让他们知道。梅耶·阿姆斯洛这么应用所获得的190000基尔德：他给他的妻子70000基尔德作为生活保障；剩下的他分给他的五个女儿。这样的安排有两个目的。首先，这使得在他死亡这件事上，他不必向官方通报他的大量身价，因为在那时生意已被他的五个儿子分割，只留下不大的财富即190000基尔德给他自己。其次，使得生意绝对确保分给他的五个儿子，不受到来自他女儿和她们亲属的任何可能的干扰。

　　这份遗嘱规定，孩子们之间要遵守团结、互爱和友好的准则，任何表现出违抗意图而不恭顺的孩子，将受到惩罚，即只能继承不超过法定的最低数目，经计算，这个数目是190000基尔德。

　　当梅耶·阿姆斯洛订立他最后的遗嘱时，五个儿子中却只有两个儿子在法兰克福，也就是阿姆斯洛和卡尔，因为所罗门正住在巴黎，而詹姆斯，正维持所罗门和在伦敦的内森之间的通信联络，他正住在帕斯德卡莱斯（Pas-de-Calais）海岸航道上的格雷弗莱恩斯（Gravelines）。这些事实，正如法国警察的记录所证实，而且这些记录已获准公开发行，它们对众所周知的传说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这些记录，梅耶·阿姆斯洛召集他的五个儿子来到他临终的病床，并将在欧洲的生意分配给他们。另外，他的病来得相当突然，又发展得这么快，因此，召回在国外的儿子的想法从来没有来得及充分考虑过。

　　当梅耶·阿姆斯洛运用他的权力做完这一切，以便确保他家族未来的繁荣--确实，他考虑的只是在财富的获得上--通过清晰和简洁的规定来维持他大家族的团结与平安时，他就平静地走到生命的尽头。在完成他的遗嘱两天之后，1812年9月19日的晚上，他的老疾病急转直下，变得更为糟糕。那时候所有的医学手段都是放血，是一种只会使病危老人更加虚弱的方法，而不是减轻他们的病痛。在同一天晚上8点15分的时候，梅耶·阿姆斯洛，不知疲倦、俭朴和虔诚的犹太人，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及其儿子们金融公司的创始人，终于离开了人世。

　　在他最后的时刻，他充分意识到他留给他的儿子们一份很好的遗产，但他无疑不会猜想到，他已奠定了持续19世纪上半叶在整个欧洲发挥着无可匹敌的影响力的世界级实权的基础，而且贯穿19世纪的下半叶，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这种影响力几乎无人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