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化研究一直是破坏性的知识力量。这对中国而言，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其中之一便是，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s)通常引发相当消极的反应，直到有一天，对它们的广泛采纳和拥有，用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的话说，会缓和"新事物带来的震撼"。

　　对于作为知识企业的文化研究来说，这向来是千真万确的。它吸引了众多的热能，因为它常常失口说出知识的实情：科学话语和政策话语往往忽视，甚至刻意保守一项"秘密"(Birchall，2006)。这个处于知识的核心地带的"秘密"便是：全部知识都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因为知识的合法性是无法预先确定的。作者的权威性(专业证人)，方法的适当性(科学)，甚至观察的显然性(常识)，所有这些都被文化研究以其"后现代"模式视作语言(而非现实)的辐射。它们是"建构物"，是借口托辞，是权力诡计，是面壁虚构。文化研究不断引来科学家、愤怒的经验主义者的嘲弄(Sokal，2000)，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在教育上是腐化堕落的，在专业上是丢人现眼的"(Windschuttle，2000)。文化研究还不断引来下列人士的讥讽，他们只想相信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真实(记者)。

　　但等热情消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只是开业医生所谓的牵涉性痛。病因不在于文化研究，而在现代知识本身。在"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和"媒介文化"中，知识现在成了经济增长、公共政策、商务活动以及有知识的市民(更不必提那些老道的消费者了)的发动机。因为知识对于全部生产(包括经济生产、政治生产和文化生产)都极其重要，显然我们必须信任知识。同样"显然"的是，知识是不值得信任的。连续的合法性危机动摇了世界，"大科学"(big science)是否可靠(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的核反应堆事故、印度的博帕尔毒气事件、转基因食品、生物科学)，是否实话实说(气候变化)？一个国家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伊拉克、伊朗)？政客(Independent，2006)、记者(Danwei，2007)和作者(Age，2004)是否进行了无中生有的捏造？从这些问题到对文化研究进行的小小的局部性羞辱--最著名的就是索克尔〔9〕的愚弄(Sokal，2000)，都是如此。

　　文化研究喜欢对现实主义"文本"进行"解构"性的解读，它不仅活跃于文学虚构的安全护栏之内，而且还更加冒险地现身于现实中毫无掩蔽的海角，即现身于科学和政治之中。真理已经分崩离析，难怪那些在真理中豪赌的人会恼羞成怒。要么它无望地妥协于奠定全部知识根基的非确定性，要么它无望地被多元化，成了经验的财产，而不是事物的财富。例如，有些笃信宗教的人士既认可科学真理，又认可宗教真理，尽管科学真理和宗教真理无法用同一标准来衡量。

　　由此观之，滑入主观主义，是难以抗拒的。在主观主义那里，只要你喜欢的，就是真理，如同电视喜剧演员斯蒂芬·科尔伯特的著名概念"真理性"(truthiness)所表明的那样(scientificblogging，2008)。尽管有人抗议，但真理只能是偶然的、中介性的和充满争议的。批评者倾向于责备信使，指责文化研究信奉它在文本中揭示的观点。他们有时坐立不安，因为文化研究通常操刀于可敬的知识的边缘，操刀于大众接受教育的学院而不是享有声望的科学部门，或者操刀于诸如媒介、性别或文学研究之类的"微不足道"的题目，而不是医学院。简言之，文化研究被视为令人讨厌的家伙，只会把后现代理论家兜售给二流大学里天真无邪的大学生。

　　不过，正是处于边缘地带的破坏征兆，使得观察者理查德·李(Richard ELee)宣布，文化研究是更大规模的知识合法性危机的一部分。在那里，文化研究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发挥的作用，与复杂性研究(complexity studies)对"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发挥的作用完全一致(Lee，2004)。理查德·李认为，文化研究与复杂性研究合在一起，标志着"不再强调均衡与确定"。在它们那里，因果性被加界定为"服从实验重复(experimental replication)和假设检验(hypothesis testing)的先决条件以及后发事件的持久联合"(Lee，2004)。换言之，文化研究和复杂性研究分别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各自发挥着现代主义知识范式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作用。"创造性破坏"是熊彼特的著名短语。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1948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等。

　　此举正在激发对全部知识领域的重新排序，在那里，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承载价值(valueladen)但又在经济上中立的文化，均告土崩瓦解。科学和文化全被抛离了牛顿式均衡，并被重新置于无可逆转的历史变革的"时间之箭"，现在它们既需要注意历史的偶然性，还需要关注个人定位。理查德·李写道：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那段时间，"新科学"强调复杂性、不可逆转性和自我实现，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知识中的真理保证人的角色，并把时间之箭重新引入自然科学。与人类世界一样，自然世界现在已经拨乱反正：它是创造性的，未来是开放的未来(当然不是可预言的牛顿式的未来)，只有创造性的选择和处于不稳定的转变时刻的偶然环境，才能决定它。它具有这样的效果，即把知识生产从下列难题中解放出来--寻求不可能的宇宙时，一一剥离支离破碎的细节。在一个被视为具有全然创造性的世界上，价值和知识，Wert(意义与价值)和Wissen(有关现实的体系知识)，是必然融为一体的。(Lee，1997)

　　早期文化研究导致的这些广泛深远的结果，并没有直接摆到观察者面前(尽管某些卷入其中的人可能激发了他们的热望)，但是从这些琐碎而简单的开始，在试图理解文化追求(cultural pursuit)是如何战胜了社会-经济的基础的同时，具有体系性意味的某物(something of systemwide significance)还在一直繁殖，它跨越了学科、机构和问题框架(problematics)。

　　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