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黄光裕兄弟如何野蛮生长？
　　
　　等黄光裕在南方边陲的小乡村长到10岁，正在走街串巷为如何捡到更多的废品而绞尽脑汁时，中国却在经历着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将最终影响到两个分别叫黄俊钦和黄俊烈的男孩，虽然当时他们还浑然不觉。
　　
　　1976年，历经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直到两年之后，僵硬的思想才开始复苏。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也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此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这位“东方巨人”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其中劳动力过剩带来的就业压力便是一个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在广大农村，因为长期的城乡分割和人口的过量增长，已经造成大量沉淀的过剩劳动力，而有限的耕地根本承载不了这么多人。另外，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城市的过剩劳动力都被疏散到了农村，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部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一批又一批向城市回流。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着的《中国1978-2008》一书记载：“文化大革命”以来至1979年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有1000多万人。到1979年2月，高达760万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如洪水般涌入城市，加上原有的待业青年，使整个社会的待业人员达到了2000万人，这给紧绷的中国经济又压上了一块巨石。
　　
　　鉴于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了正式认可。第二年2月，中央又迅速批准了一个关于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批准城市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可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
　　
　　春风又让百草生！就在1979年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迅速达到10万户左右。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才有了类似于像黄光裕父母亲一样的贫困农民从事手工业和小生意的机会，也才有了像北京知青那样卖大碗茶的热闹场景。
　　
　　当冰硬的头脑开始暖化，贫穷便马上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刺痛！1979年，在离黄光裕家乡不到200公里的福建厦门，有一个叫舒婷的女诗人，在一首《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诗歌里表达了当时人们此种沉重尖锐的痛感：“我是贫穷/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呵/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呵！”
　　
　　生存的欲望冲破了一切束缚。于是，在安徽凤阳，18个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偷偷按上了自己血红的指印；在江苏华西村，吴仁宝带领农民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在天津大邱庄，禹作敏偷偷办起了冷轧带钢厂；在浙江萧山，鲁冠球创办了万向节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