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他17岁的时候，就和哥哥带着一批旧电器出门远行内蒙古了。“村里像他这么出去做生意的人很多，像他那么大年纪出去的也很多，要是他不发大财，大家还真记不得他了。”
　　
　　另外，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价格管制、地区隔离等因素，催生了一大批靠倒卖批文发家致富的“倒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制外流通网络。僵硬的流通体制如一座外表坚固的防洪大堤，此时已被愈来愈多的“倒爷”如白蚁般从里面把它啃食得千疮百孔。
　　
　　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热潮。当时，年轻的王石正在深圳欢快地倒腾着玉米和外汇，积累着自己的第一桶金。而牟其中则没有王石那么好的运气——他在1983年从重庆仿制了1万个“555牌”座钟倒卖到上海，轻轻松松就赚了7万多元。但不久后，就以“投机倒把罪”被抓进监狱关了差不多一年。这次入狱，距离他上一次从监狱出来还只有3年。1984年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下海创业的柳传志，也经历了一段惨痛的“倒爷”生涯——在倒卖一批彩电时，计算机所给他的20万元开办费，被骗去了14万元。如果按他当时105元的月工资计算，他得不吃不喝干上111年，才能还上这笔巨额损失。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激荡三十年》一书中写道：“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积累，是当年东南沿海乡土经济萌芽的重要推动因素，关于这一点始终未被学界注意到。”吴晓波甚至认为，深圳的前10年，并非是原先设想的靠吸引外资发展起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帮“倒爷”倒出来的。
　　
　　吴晓波在书中分析道：“邓小平领导这场艰巨变革的战略思路：摸着石头往前走，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行的方向。这种改革思维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实验场和冒险乐园，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无限激发出来，从社会底层喷发出来的火浆终于让大地熊熊燃烧，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一切都似乎百无禁忌，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法制底线一次次地受到挑战和冲击，公共价值观念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物质化。”
　　
　　而在一片喧嚣中正迅速成长的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却无比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燥热。数年后，他们像无数的潮汕和温州青年一样，通过自己的走南闯北，把那些紧俏的电子电器产品迅速地倒卖到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日后，大富大贵的黄光裕曾回到村里，在村口的古渡口旁边许下了愿望，准备投资1800万元在练江上修建大桥，把曾厝和对岸的司马浦镇连接起来，并且直通广汕公路。他说不能让现在的孩子像他小时候那样游泳过江，有生命危险。当然，目前这个承诺恐怕暂时无法兑现了，练江现在还很肮脏，发黑的河流里面，还是有大批孩子在玩耍，其中一半是废弃物回收工厂的外地工人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