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复出的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恢复高考，并决定当年12月举行高考。这个消息传到云南，众知青面前陡然铺开了一条康庄大道，顿时欢呼雀跃，四处奔走相告，很多知青开始复习已经丢了多年的功课，一瞬间中学课本成了最抢手的图书，甚至红过了“毛选”，我和赵跃进为了一本数学课本，险些把我们班长活活掐死。

但书读得很不顺利，复习时间也很短，而且当时农场是不允许知青们专门复习功课的，所有知青用的全是业余时间，在昏黄的灯光下，甚至是月光下刻苦读书，有人还不惜自残以换取病假用来学习。我和赵跃进也一样，后来我们毕生都没那么用功过。

1977年12月，我和赵跃进参加了高考，考试的详情我就不说了，说出来实在丢人，总之就是一塌糊涂吧。顺便说一下，赵跃进考数学的时候睡着了，由于鼾声震天，严重影响了考场秩序，被监考老师给轰出去了。

当时无论考不考得上，分数是不公布的，但是我们就知道了，是王连长（官方称呼王干事）告诉我们的。那天也实在是够丢人，王连长把我和赵跃进叫到连部，一见面就说恭喜恭喜，我们俩当时高兴坏了，抱着王连长说我们考上了？王连长一把推开我们说考上个球，我恭喜你们要继续扎根边疆了。说罢脸色一变，说你们俩丢不丢人？赵超美，你知道你数学考多少分？24分！你干什么吃的，他妈的白天看晚上看，你书都看到狗肚子里去了！我大惭，脸跟茄子一个色，赵跃进在旁边嘿嘿地笑，王连长大喊一声你笑个屁！把赵跃进吓得一哆嗦，王连长说你他妈的还好意思笑？你知道你自己考多少分吗？赵跃进啊赵跃进，你了不起啊了不起，竟然考了8分，你他妈的给老子考回来一张邮票啊。

高考双双落榜。我和赵跃进希望的肥皂泡再次破灭，想想也不能怪我们，文革开始的那年我和赵跃进一个八岁，一个七岁，大字还没认识几个，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老师们都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上课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黑七类连学语录的资格都没有，就现在认识的这几个字，还是偷偷摸摸看“毒草”自学的呢，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当然还有个我和赵跃进死也不承认的原因--我们俩压根也不是学习的料。

我要说生活这个东西还是挺会玩人的，它在就要把我们通通玩死的前夕，又给了我们一颗希望的泡泡糖，让我们自己吹泡泡。这里需要明确一点，这个希望的泡泡可是要我们自己吹的。

这个泡泡起始于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相信这件事很多人都清楚，我还想讲一遍。1978年11月，一个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要生孩子，生孩子是件喜事，值得庆祝，可她犯了一个错误，她想到分场医院去生这个孩子。分场医院一个姓成的医生接待了她，这个成医生是革命“红医班”毕业的，正式挂牌看病的时候连手术刀和水果刀都分不清，平时喜欢喝两杯小酒，看病的时候嘴里含一口酒往医疗器械上一喷就算是消毒了，有时候舍不得酒也就干脆不喷了。基本上可以这么讲，成医生跟杀猪的屠户唯一的区别就是--杀猪的没有他这么狠。

徐玲先上午十一点多到的分场医院，此时成医生刚刚喝过开胃小酒，神志还算清醒，他消毒了一下器械（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消毒法），找了个大婶帮忙，该大婶也曾替人接生，算是成医生的医疗顾问吧。两个人准备好家伙，静待徐玲先的小宝贝降生，可是这个小孩却很讨厌，待在他妈肚子里迟迟不肯出来，他难道不知道我们成医生每天都有很多应酬的吗？这孩子实在是太不体谅我们敬爱的成医生了。

等了一下午这个讨厌的小孩也没有要出来的动静，这令成医生大为光火，他拗不过肚里的酒糟，只好跟他的医疗顾问（接生大婶）交代了一下说，看这意思一时半会儿生不出来，我还是先回家吃饭，有什么事去家找我。交代完了以后就急匆匆走了。

成医生走了两个多小时也没回来，徐玲先却出了问题--难产，接生大婶哪见过这个阵势，连忙去找人。人是找来了，徐玲先又出现大出血，几个人赶紧把徐玲先抬起来送总场医院，徐玲先没能挺到总场医院，和她尚未谋面的孩子双双死在了路上。

死了就死了吧，当时治死个人也不是什么大事，谁让你挺不住的？

但是徐玲先的同乡和战友们似乎不太愿意，他们跑到总场医院吊唁，还要开追悼会，说什么要改善知青医疗条件，惩治凶手。凶手这会儿酒还没醒呢。第二天总场医院要火化尸体，知青不答应，把场部医院给包围了，还开来了好多拖拉机把医院的路给堵了起来，场部也不是吃素的，调来保卫干事就准备动手。这一动手不要紧，知青们全都翻了脸，两边立即就动起了手，闻讯而来的知青越来越多，保卫干事大败而归。知青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又直奔景洪，去州委讨要说法，并提出了三个要求：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改善农场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追认死者为烈士，给死者家属相应的烈属待遇。州委挺了四天，眼看事态有扩大的趋势，就仓促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是请愿知青准备返回农场。这就是著名的“橄榄坝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