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和苗苗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家长的认可，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找个像样的工作，给苗苗和她家里人一个交代。当时找工作有几个途径，一是学生毕业分配，这个肯定没我份。二是工厂招工，这个也很难，回城知青二十万，到现在才解决了不到一半，这还是有门路的，像我爹这样供职于锅炉房的，一辈子离领导最近的一次就是搞破鞋挨批斗那次，想走门路都找不着北。唯一的办法就是我爹提前退休，由我接班。这是我和我妈商量了半宿想出来的唯一办法。

工作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那年头接老子班的年轻人很多，所以手续很快就办好了，我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工人阶级，月工资二十七块，我心里非常高兴，为自己能跟别人一样而高兴，知道那时候能跟别人一样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吗？这意味着在一个体系当中有了自己的位置，你不会被别人当做异类了。跟现在不同，现在的年轻人讲究我的地盘我做主，时时处处要标新立异，体现出跟别人的不一样，才显得有个性。那时候可不行，要是跟别人不一样，下场无非两种，要么把你当成神经病隔离于体系之外，永世不得超生，要么动用一切必要手段把你改造得跟别人一模一样别无二致，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所以那时候跟别人不一样的人都要把自己藏起来，装的跟别人一样才行，我就是装了很多年，以至于现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跟别人有啥不一样了。所以我又要说现在是个好时代，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吧？

我上班以后，和苗苗的上班时间正好错开，见面的机会反而少了。我们只好抓住有限的时间尽量多在一起。礼拜天的时候我领着苗苗去看电影逛公园，仍旧不买票，没办法，我还要为“三转一响”而奋斗，实在没有那个闲钱。不过我的心情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我一个人跑到公园看野鸳鸯，看得是挺爽，但是心情多少有点失落，而今我改头换面，虽然脸部凹陷处时常有些煤灰，但是也能出双入对堂而皇之地逛公园了，其心情可称之为雀跃。

如果说一个人一辈子总有一段幸福时光，或者说我们自认为有一段幸福时光的话，那我和苗苗相处的这段时间应该就算是我的幸福时光了。这种日子我在云南想也不敢想，作为一个黑七类，我一度认为自己将孤独终老，像我留在云南的兄弟们一样，安然地躺在某棵橡胶树下，成为绿化祖国的肥料，微笑着注视着我身上的种子一天天长成参天大树，这样倒是多少有些无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情调。至于所谓的爱情，在我的梦里甚至都不曾光顾过。

彼时我身边的一切都在悄悄地变，街上多了很多小商贩，卖着五颜六色的东西，有电子表，有邓丽君的磁带。电影院早就不放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的故事了，现在放的是和尚打架的故事。我记得文革时我们这儿有俩和尚，被红卫兵整得那叫一个惨，先是脑袋上画个大王八被拉出去游街，一人拿个小锣，走一步敲一声，嘴里喊：“我是四旧和尚，我是反动秃驴。”如今和尚们终于扬眉吐气，打架都打到大屏幕上去了，不能不说是时代的进步。

进步的不止和尚，还有我身边的一切事物，别的不说，电视机都有颜色了，这个你能相信吗？开始有人出书写自己当右派被批斗的事了，并称之为“伤痕文学”，这个你能相信吗？南边的人在搞经济特区，听说一天就出个万元户，这个你能相信吗？有一天我上班，竟然在厂里看见一个黄毛蓝眼的外国人，张牙舞爪地跟个猩猩似的说着鸟语，身上脸上的毛都连在一起，有一寸多长，估计照脸上拍一板砖都没事。据说这猩猩一样的老外是我们厂请的德国技术专家，好像帝国主义又回来了，这个你能相信吗？这么多让人不能相信的事都发生了，由不得你不信。总之一切都变得太快了，快得让人应接不暇，如果不是信访办门口还有些要求摘帽的前右派、前反革命等等，你根本不会相信这里几年前曾发生过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国人的忘性还是挺大的，那十年就权当做了一场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