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提审我的警察告诉我，徐教授躺了仨月就出院了，跟我预计的半年有些差距，也不知道是我打得轻了还是这厮当右派的时候挨打挨惯了。马肥婆在医院躺着死活不出来，说我把她踢成脑膜炎了，真他妈的，没听说过脑膜炎是踢出来的。还说我把她弟弟脑袋踢坏了，现在她弟弟有点傻了。这也纯属诬陷，照我看她弟弟本来就有点傻，否则为什么我把他踢到墙根上，他又骨碌过来抱我的腿，来回好几次，不是傻子哪能干出这种事？总之马肥婆是讹上我了，通过她爸爸马书记给学校施压，说光天化日之下，有个歹徒在堂堂社会主义校园里行凶，目无法纪，是何等的猖狂，又给学校造成了何等的恶劣影响。这样严重的刑事案件不严办的话，国法不容，天理不容。学校又找公安机关交涉，要求严肃处理歹徒，打击刑事犯罪，净化办学环境等等。我这边根本没什么人说得上话，就算我家里知道这事，也没这个能力去走后门帮忙，何况我家里目前还不知道这事，更何况马书记不但施加了压力，还各处送了礼使了钱，要求务必置我于死地。又正赶上当时社会上在严打，当地的大案又不是太多，分局领导们正在头疼，赶巧我送上门来，焉能轻易放过？于是当即把我的案子当做典型案例来处理。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不判我个十年八年，恐怕连我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了。

我的案情比较简单，因此审讯非常顺利，我对所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预审的警察对我良好的认罪态度非常满意，纷纷夸奖我是模范嫌疑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竹筒倒豆子，交代得一干二净。”等我把所有他们需要的豆子倒出来之后，他们笑眯眯地准备离开，这时候我问了一句：“警察同志，我什么时候能回去啊，我还想在城里转转呢？”预审员同志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别着急，你态度这么好，我们会考虑从轻处理的。”我点了点头说：“谢谢啊。”临出门他又补了一句：“应该五六年就出来了。”

这句话听到我耳朵里犹如五雷轰顶，直接把我炸傻了，我一把拉住要出门的警察，问道：“啥？什么五六年？”警察吓一跳，厉声道：“松手，要不给你加一条袭警！”我松开手，脑子里一片茫然，如坠梦中。后面警察又说了些什么我完全没听见，又好像听见了，好像大意是让我进去以后好好学学法，出来以后重新做人之类的。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对我说话，一定是在说另外一个人。可是这屋里戴着手铐的就只有我一个，他们板上钉钉，说的又绝对是我。我心头涌起一阵荒谬怪诞的感觉，就好像自己被一分为二，他们说的是另外一个虚构的我，而真实的我根本没事，只是坐在这里看热闹而已。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我被架起来往外走，我才终于明白这不是开玩笑，根本不存在两个我，就是这一个，打了人的是这个，要坐牢的也是这个，一瞬间我脑海里只有两个字：“完了。”

这期间我妈领着赵四清来看过我一次，给我带了点东西。老太太哭得哇哇的，上来就给我一个嘴巴，差点把我的铲子脸给扇斜了，把警察同志都吓着了。等老太太哭够了安静下来，我问她家里情况怎么样？我妈说我爹气病了，还说我要是能活着出去，出去的时候他还活着的话，他就亲自动手宰了我。我又问四姐怎么样了，我妈说学校没处分你四姐，听说是那个徐教授去说了情，承认是自己先找的你四姐，所有的错都在他，跟你四姐没关系。还听说徐教授不但自己不出国了，还拼着要跳楼，给你四姐争取了一个公费留学的机会，说是去什么大家拿。我一听这话更来气，心想这姓徐的他妈的跳楼还跳上瘾了，你要早这样，我他妈的也不会坐牢了，真是欠揍。这时候赵四清纠正说：“妈，是加拿大，什么大家拿？拿什么拿？不要钱啊。”说得屋里的人都笑，气氛稍显轻松了一些。我又问我四姐怎么没来。赵四清撇撇嘴说：“你把人家心爱的人给打了，还指望人家来看你？六哥，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我低下头沉默无语，小七说得对，干这种吃力倒霉不讨好的事，必然是脑子坏掉了。我嘱咐我妈说这事先不要让苗苗知道，她要是来找我，你就跟她说出车祸死了。我妈说你当人家苗苗是傻子？那么好骗。她来找过你好几次了，我都说你出差没回来。唉，好好一个媳妇，眼看着鸡飞蛋打了，小六啊，你就作孽吧你。

　　我妈走了以后，我回到牢房好好考虑一下，关于我四姐，我不能怪她，小七的话有道理，我打了她喜欢的人，凭什么还指望她原谅我，好在她的学业并没有受影响，否则我可成千古罪人了。至于苗苗，我必须跟她了断一下，就算她不在乎我是罪犯，她家里人会怎么看，别人会怎么看？走出去到处有人指指戳戳，那滋味绝对不好受。再说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至少得蹲个五六年，就这么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那也实在太缺德了点，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拿预审员的话说，好人能到这地方来吗？）可是也干不出这种事，长痛不如短痛，还是早点断了吧。想到此处，我心如刀绞，万箭穿心般的难受，我用手抹了一把脸，手上湿漉漉，也不知道是眼泪还是鼻涕。我是真舍不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