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龙退休后，接替他主管小说出版的副总编辑叫章仲锷。

我做了将近二十年编辑，业务上没出太大纰漏，全亏逢上两个好老师。章老师便是其中之一。

在《四海》杂志打杂了大半年，该毕业分配了。承蒙文联出版公司的领导刑富沅看中，允我可以正式调入文联社。我婉拒了他的好意，原因是文联社摊子大，好几百号人，子弟又多，人际关系复杂，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称心。我跟老刑说：我想去楼上作家社试试。

我也是作协子弟，所以很容易托人找到了从维熙，他是当时作家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老从听说我想进作家社，让我去楼道的另一头找章仲锷，“他肯要，你就能来。”说完这话，老从还笑眯眯找补了一句：他可是严师，你得打起十二分精神。

我早知道章老师是个有名的大编辑，新时期以来许多重要作品都是他编辑发表的。比如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钟鼓楼》、《第二个太阳》，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小说《蒲柳人家》、《追赶队伍的女兵们》、《沙海绿荫》、《太子村的秘密》、《远村》等等，柯云路、王朔等不少作者，都是通过章老师才与读者见的面。

忐忑不安地进了章老师狭小的办公室，说明来意后，以为他要怎么考我呢，不想他一番客套之后，跟我聊了足足俩小时乒乓球、足球。聊得我完全忘了干什么来的时候，他突然从桌角拿过一部书稿，说你回家读读吧，写份审稿意见。还记得那是程树榛的一部长篇新作。当时程还在黑龙江工作，几年后也调来文联大楼，在五层《人民文学》杂志社做主编。

在后来长期的亲密交往中，越来越体会到章老师的工作方法，确以声东击西、不落窠臼见长。听他谈稿子论文学，东一句西一句，天马行空。仔细听来却是重点全在，脉络清晰。听着跳跃性强吧，其实句句击中要害，没几十年的编辑实践修行，这种性情的风格还真没资格效仿。

人的性格体现在方方面面，章老师工作风格如此，日常生活中也性情得一塌糊涂。穿得老是皱巴巴的，有点邋遢，运动衣为主，几乎没见他穿过什么好衣服。有一次出版社设宴招待台湾女作家琼瑶，章老师突然穿了身西装出席，当场惊呆好几位。琼瑶一旁看着大伙都在鬼笑，急忙检点自己的穿着打扮，以为没注意出了什么洋相。

章老师身上永远只揣五毛钱，多一分都没有。有一次他骑车下班回家，因为大脑开小差闯红灯，被警察抓住，罚款一元。章老师从兜里拿出那五毛钱说：就这些，想要罚齐了，只能明儿再给您带来。

章老师不爱笑，老是冷着面孔似的，其实全怪他的长相，面相苦，脸上褶子又多，干巴巴的，戴眼镜，标准的老编辑长相，开怀大笑的时候，也像在苦笑。有一次我向他坦呈这一发现，他给我讲了个关于面相的故事：

一天王朔去章老师家玩，赶巧碰上另一个长得月黑风高、颇有几分匪气的作家也在座，仨人聊天喝酒。隔不一会儿，另一个当红作家驾到，加碗加筷。吃是吃上了，可忘了互相介绍。几杯酒下肚，最后来的那位开始臧否文坛人物，其间指着匪气作家说道：看王朔那厮的文字，必定长成这位仁兄这样，一脸坏样。章老师哦了一声成心问道：那你觉得那谁谁谁呢？报的正是那位匪气作家的大名。那人一指王朔答道：那么清秀的文字，人也必如这位仁兄一般白净清秀。

章老师当场开怀苦笑。

1989年下半年，各个单位都在忙整党。突然有一天，延安时代即已成名的老作家曾克老太太带着个工作组进驻作家出版社，第一道命令就是原社委会全体人员免职，待分配。章老师亦在其列。好在没隔多久，他又走马上任《中国作家》杂志副总编辑，我们还是常来常往。不过经这一番折腾，章老师变得有些沉默。有一天他突然招我去他家吃饭喝酒。那天他在酒桌上说：老啦，该退休啦，赶明儿退下来没事儿干，我给你当校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弄的那些书，错儿忒多了。唉，一辈子就会看个稿，也就爱看个稿，真让我干别的还真不会。

其实我看过章老师化各种名字写的一些小文章，文笔极好，可他对此没啥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