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本身就是权力

造成教科书被一种官学思想笼罩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这些编辑教科书的人，本身就是受害者。包括我在内，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官学教育已经发生作用，我要用非常大的力量才能够去对抗，即使如此，我讲课时可能还是会口口声声提到天地君亲师。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书读得越好的人，越可能是官学的阐述者，因为，官学已经渗入骨髓了，要反，很难！

我们看到明朝的徐渭和张岱都是反官学的，可是三四百年过去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成为新的正统，还是被列在旁门左道，没有人敢去承认它。我想，革命者是寂寞的，必须孤单地在自己的时代里去对抗巨大的官学，而这个官学又是拥有多么大的力量，让它可以转变成各种形式，加强本身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是危险的，当一种文化已经长久稳定到一种程度，就很容易变成统治者愚弄人民的手段，我宁可它是不稳定的状态，因为不稳定才有调整的可能。

今天我们要把“国立编译馆”的官学权力拿掉是容易的，但是要把官学思想的阴影从编撰教科书的人身上除去，却是非常困难。因为官学思想已经变成一种像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讲的，知识本身就是权力。这些人通过这么多次考试，拿到学位，拿到编撰教科书的资格，他当然会成为官学的维护者，不然就跟自己的身份抵触了。

但是就像那位学生与老师的对话，当学生问出“可不可以不死？”的问题时，思想就有了颠覆的契机。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觉得我们的启蒙运动要开始了。而当他进一步问出：“官要做到多大才应该死？”就是对于权力的质疑：你告诉我要忠君，那你先表现给我看呀，我要先检验你们的节操，才决定我要不要去做。一九四九年时，有人就跑啦！他们没有做左忠毅公，也没有上梅花岭，而是飞到世界各国去了。我想，年轻一代应该有更多这样的思考力，去反证这些问题。

当然，我不是反对这些文章收录到教科书里，我要强调的是“平衡”，是要让下一代有气节，也要有性情，要理性，也要幻想，一个多元的人才是完满跟健全的，如果只有一个部分，就会非常危险。

千锤百炼的经典

教育真的要一步一步地转型，文化改革本来就比政治制度的改革要难、要慢得多，因为大家还在一个框框里，这个框框一下子无法动摇。但对岛上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而且刚好，我说的“刚好”是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台湾与大陆隔着一道海峡，相对于正统文化，是处于边陲，我觉得“边陲”真的是一个最可爱的位置，它不是中央，如果今天我们身在北京，那就没话说了。

在美术史上，现在北京画派跟南京画派有很大的不同。南京一直是南朝的首都，也是对抗北京（北方政权）的地方，所以南朝文化一直有一种个人的、比较文人的、反官学的思想，它不是那么明目张胆，但是有一种潜意识里的反官学。你看历史上，北方有难就往南京逃，这些逃难的人没有选择悲壮的死，而是创造出自三国吴晋到南朝宋齐梁陈的“六朝金粉”景象，去追求一些感官的、浪漫的东西。一直到现在，北京画派还是大山大水，继续伟大的传统，南京画派就出现像徐乐乐这样的新文人画，他们不去比伟大，他们觉得我本来就不伟大，他们就是要画一些有趣的小品。

与南京相比，台湾是更边陲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要思考什么是该选入教材的“经典”时，选择就不会只是现在认知的汉语经典，汉语应该也要包括河洛话、客家话吧？原住民的作品是不是经典？台湾割让日本期间，如赖和、杨逵这些作家，用日语创作的作品是不是经典？在那个时代，他们接受了一个语言，这个语言就是他们的官学，他们讲日本话，又用日本话写了像《送报夫》这种抗议政权压迫的文章出来，我们要把它翻译成中文阅读吗？

这些问题是一连串的问号。这些问号代表的是挑战，其实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要不断接受挑战，不接受挑战，就不配叫经典。很多人不敢批判经典，我却认为，经典文学本来就不是拿出来做神像供奉，是要“千锤百炼”的。像《诗经》、《楚辞》这样的经典，也是经过一再的挑战，譬如说蒙古人入主中原时，蒙古人为什么要读《诗经》？里面描述的内容又与他们的生活无关，但是《诗经》还是被传承下来了，它通过挑战了。

我觉得台湾尤其适合去挑战经典。我举美术史为例，当我们说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经典时，没有人会怀疑，可是如果我问日本殖民时代的画家陈澄波是不是经典？这就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日本殖民时代这样一个画家，他对台湾的经典性简直跟范宽在北宋建立的经典性是相等的。当我们在台湾，可以去讨论两者的并存性，可是如果是在广东、在南京，就没有机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只有在台湾你会为他争辩，在大陆没有人会为他争辩的，这是创作者对一个地方的特殊性，也是我们要特别珍惜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