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界分权利与义务

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是由公民（citizen）的观念建立起来的。公民就是说你入了国籍，信仰该国的宪法，比如台湾人到美国，入国籍并宣示效忠美国，他就是美国的公民。可是我们很多移民宣示的时候，自己也糊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说他是美国人时，他还很生气。因为他没有公民的观念，西方的公民观念是说，你在成年有独立意志之后，就有高度的选择权，你可以决定居住在这里，决定接受这里的宪法，接受宪法赋予你的权利与义务。

可是在台湾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民主，对于公民概念却不清楚。我记得以前到选举的时候，我父亲就会要我投票给某一个政党，他说你一定要投这个人，不然就是不孝。我那个时候就好冲突，我行使投票权，表示我是一个公民，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意志，为什么要背负不孝的罪名？如果我父亲知道什么叫做公民的意义，他不会跟我讲这句话。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接受一个新的制度，却还是没有办法跳脱传统的回旋，就是纠缠着很多的这种不旧不新的问题，而且常常立场是摇摆不定。

台湾需要把这些问题厘清，到底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伦理？

这个问题在政界也有，例如说某一个领导人与某一个职务的人“情同父子”，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现代政治应该有的比喻，他们只有职务上的关系，但我们却一直在混淆一些家族、社区伦理的观念，模糊了问题。

在中国旧有的社会，道德是一种约束的力量，同时对家族也有一个相依赖的关系，如果我们是要鼓励西方的伦理，把个人独立出来，不要对家族负责，就需要社会的法律、公民的道德、公民的意识来做约束，这个部分是我们没有建立起来的，所以没有办法替代原有的东西，只好又沿用旧有的，就变成不新不旧。

譬如很多人会说西方的个人主义会让人变得自私，这就是错误的，他是自信跟自立，不是自私。自私是相对于中国旧的家庭伦理。小时候我们家八个人吃饭，那端出来的一盘菜，没有人规定一个人吃多少，可是每个人都会知道，我稍微多吃一点，妈妈眼睛就会看我，如果我还没有分寸，妈妈就会讲：爸爸还没有回来喔。就是吃菜的动作也要意识到群体，多吃了就叫做自私。可是今天，如果是另外一种社会，这个社会里面对于每一个人的界分已经是做好的，就像吃自助餐，你的食物就在你的盘子里，就没有自私的问题了。

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女作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研究人类的行为学，她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中文吗？因为我不能够了解你们为什么坐在一张圆桌上，没有人规定说吃多少菜，而大家都知道吃多少菜。我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好荒谬，这不是很简单吗？她说，对她而言很难，因为在西方社会里，如果不把食物分好，就不知道应该要吃多少。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们原有的东西是有一个道德公式，逾越了公式就叫做自私，可是今天转换成现代公民的时候，不应该存在自私的问题，因为法律跟道德原来就把每个人的权利、义务都界分好了。

如果法律跟道德没有界分，又没有旧社会的群体制衡，就会像动物一样，大家一起抢，抢赢的就是最强的人、最霸道的人，再由他来分配。

我想，台湾会慢慢建立出一种新的结构，不会完全是传统的，也不会完全是西方的，我们会有正直的法律，会有合理的公民道德，可是什么时候能建立？我不晓得。

但我知道，法的公正性是一定要先建立起来的，而我们的“立法”跟“司法”这两部分，目前都是被污染的，沾带了太多原有的家族的堕落性，是让人非常忧心的问题。

当然光靠法是不够的，还是需要有文化、道德、宗教等其他东西来辅助，我说法是当务之急，是因为法若不公正，其他辅助力量就会变成混水摸鱼，甚至可能会反过来伤害法。

时代快速进步，伦理不断改变，人要在这么不稳定的状况下自处，应该是要找回自己的信仰，在对人、对事的期待与渴望中，重新去体验追求本身代表的那种高贵性，才是永恒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