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盘点”，其实也就是“反思”。实际上我并不可能对李泽厚进行“全面”的盘点，顶多也就是“反思”一下而已。反思是哲学家爱说的话，爱做的事。哲学家在教会了别人反思的同时，也使自己变成了反思的对象。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就像历史学家也可能变成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样，原本不过是他们的“宿命”。

李泽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有多方面的原因。

李泽厚成名很早。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因一场美学的论争而崭露头角，名重京城，成为一个学派的“领袖”和“宗师”。那时，1930年出生的李泽厚也还是个“小年轻”，算起来不过现在一个博士生的年龄。想那时也真是个天真烂漫的年代。许多现在看来实属低层次的问题，却被朝气蓬勃地讨论着，并因此而人才辈出。李泽厚的美学观点 [ 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 更可谓红杏一枝，很是领了好些年的风骚。

不过，李泽厚的影响超出学科范围，真正成为一代青年学人的精神偶像，却是在80年代初；而他的崇拜者、追随者、赞同者、欣赏者和心仪者，则主要是77、78级本科生和78、79级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同龄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没有比这一代人更倒霉的了。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长知识的时候没有书读，最该有所作为的时候去了农村 [ 据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 ，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其时已是“老大徒伤悲”。以后的情况也十之八九不如意。“好事”未必有份，“坏事”件件摊上：生孩子要有计划了，提职位要看文凭了，评职称要考外语了，分房子要掏钞票了。好容易熬出头来，弄不好又要下岗了。真是步步紧跟时代变化，步步赶不上趟。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总算能够在已为人妻人夫甚至已为人父人母时，才又重新回到课堂。这就是77、78级本科生和78、79级研究生的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又很幸运。我们接受中等教育是在1966年前。那时学校里推行的，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应试教育”。学生的升学的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有时间阅读大量的课外书。这是其中许多人在恢复高考后，能够以“同等学力”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后来，在运动中，在农村里，我们经风雨见世面，滚打跌爬，历尽磨难，茁壮成长。有的炼就“金刚不坏身”，有的使遍“十八般武艺”，有的已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的则更加是“天不怕地不怕”。反正“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更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就在我们走进校园不久，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号召，邓小平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我们这些刚刚从社会底层浮出水面的大龄学生，几乎天然地与之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拍即合。陈旧的知识早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陈腐的说教更让我们顿生厌恶。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回到讲台上的大学老师们，立马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不好对付”的学生。

这时，李泽厚来了。

李泽厚来得很潇洒。

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不同，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位思想家。他拥有的财富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学”，而是“思考”。他甚至没有什么“专业”。哲学、美学、社会、心理，都是他涉足的领域；历史、政治、文学、艺术，都是他研究的范围。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思想文化史。他的三部思想史论 [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 影响深远，《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意义非凡。相比较而言，他的《美学四讲》、《美学论集》反倒显得单薄。在他的美学著作中，我认为只有《美的历程》是不朽的，尽管他自己更偏爱《华夏美学》。

思想家与学问家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学问家什么时候都能有，思想家却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产生的。如果“生不逢时”，就算产生了也没有用，或等于没有产生。因为学问家的工作是传承知识，当然总得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就总要有人当学问家。思想家的任务却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反思，总结过去，指导现在，设想未来。因此，思想家往往产生于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而20世纪80年代便正是这样一个关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其意义并不亚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变革和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变革。这就为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李泽厚常常不无自得地说起他与邓小平的“一致”。但正如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所言，当时真正起到思想解放作用的，还是政治领导层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其他宣传，李泽厚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远非举足轻重 [ 《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 ] 。他与邓小平的“一致”，也许只能说明他“运气”很好罢了。

李泽厚的“幸运”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拥有一大批能够理解和回应他的人。思想是需要回应的，而智慧也只能靠智慧去启迪。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是智慧的启迪，那么，李泽厚则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思想的回应。回应不等于赞同，而毋宁说是一种共鸣，一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呼唤与应答。无论是“叙齿” [ 年龄 ] 还是“排辈” [ 学历 ] ，李泽厚和我们都算“两代人”。两代人之间，是会有“代沟”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下一代理解上一辈，要超过上一辈理解下一代。比方说，我们看老妈老爸，就比老妈老爸看我们清楚；儿子女儿看我们，又比我们看他们透彻。李泽厚面对“代沟”偏能“马作的卢飞快”，不能不说他运气好，因为他碰到了特殊的一代。

这实在是历史给予李泽厚的机遇。

李泽厚抓住了这个机遇。因为他是有备而来的。

诚如骆玉明教授所言，李泽厚是在那个荒唐年代 [ 1966年至1976年 ] 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并且从事着文字撰述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尽管顾准比他尖锐也比他深刻，钱锺书比他博学也比他精专。但钱锺书的著作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看得懂，而顾准的著作在当时还无法面世。而且，没有前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铺垫，顾准也未必能产生后来那么大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连续地在社会中造成震动，并影响整整一代人的，也就是李泽厚一人而已。

于是，李泽厚便光芒四射地表现出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