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把罗丹的沉思者像和中国的北魏思维像摆在一起来看，您便会发现二者在思想的方式上迥然不同，一个是满头大汗地在想，一个是悠闲自在地在想。前者的精神状态是紧张的，所以全身的筋肉都在用力气，尤其是胫腿部分筋络奋张，形势危急，从一个中国人或东方人的眼中看去，我们每每不禁要问一声，思想亦要这样吃力的吗？这样紧张地苦苦追索，真理就会为我们所捕捉到？说不定正会因此而失之交臂。

回头看一看北魏思维像那姿态就「从容」多了，半趺跏而坐，支颐而思，意态十分自在，不但没有肌肉紧张地去想，面上还分明想呈现出一种了悟后的欣悦微笑。我以为这两尊思想像的意态表现，亦能从某一个角度中透漏出中西艺术思想底色的不同。

譬如说，西方人画一个天使，多半要给它长上一双翅膀，在他们的想法非常踏实，没有翅膀怎么能飞翔呢？中国人或东方人就思有别径，何必身插羽翼，只需驾一朵云彩就行了，人在云中即是仙，显然空灵多了。

西方人画画，不论其为人物、静物、风景，都态度踏实，而且好采取大自然的一角一隅，以风景画为例，不但比例正确，而且光线色彩逼真，画成之后，还一定在四周给它钉上一个镜框，嵌在墙上就同在室内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您就可以看到花园中的一角芬芳。

中国人在这方面别有会心，不以割取大自然的一角一隅为满足，以山水画为例，他的用心是要摄取山川云树的大全，而不是只窥伺真实自然的某一部分，北宋的巨轴山水画和南宋的山水诗意小品都可以现身说法证明这一点。中国艺术的追求在全，西方艺术的追求在分，这在西方画的装镜框和中国画的裱中堂上也可以透露出一点消息来。

西方人务实，一切都要剖析来看，罗丹的《沉思者》就是由解剖学的立场而如此表现的。中国人好统摄起来看，所以挂一幅中堂就山川云树无不归纳入宇宙秩序中。西方哲人如培根（Francis Bacon）便主张人要征服自然，而且说：大自然是最狡猾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套上夹棍逼它的口供。中国人则不如此想，一心只想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三才者：天地人；万物皆吾与也，一一都在说明这种是和谐而不是对立的基本观点之不同，所以在艺术的表现上亦迥异其趣。所以钱穆先生很有意思地说过：「西方的哲学是跨前一步的想法，而中国哲学则有退后一步的想法的趋势。」

跨前一步想，和自然迎面相对，所以要征服它、驾驭它、解析它；退后一步则面前道路广阔，把自己融合在天地自然之间，因之要与它和谐，要与它合而为一，正是由于此，西方人对艺术家只要求匠技的高超，不像中国人对艺术家还要求全人格的完美。文徵明说「人品不高，用墨无法」。这在西方的观点是很不好明白的，因为分明是两码子事，一个人在事实上尽可以行为不检却又学有专长，但是中国人在这方面要求得完整而苛刻，因为他别有会心。

所以西方人在他的作品上每每只签个名便了事，而中国人还要附上一段诗词，因为他所表现的是一个意境。西方人是为自然照一张相，所以有「艺术是上帝的女儿，大自然的妹妹」的说法。中国人则是借山川之启发，写自己一段笔墨，这也是西方艺人一遇到彩色照相之发明，立刻竞向「不似物相」之大道狂奔，而中国艺人仍画他的梅兰竹菊弦歌不辍的原因，因为他原来画的就不是写实。

从紧张地想，到怡然自得地想，从长一对翅膀到驾一朵云，从签一个名到写一首诗、照一张照片和写一个意境（在这里我们想到了山水画上的长卷），还有技巧本位的评价和全人格的完美要求……在在都显示出中西艺术在思想的底色上有若干的差异。然而这当是由于二者历史文化迹辙发展之不同，才表现出这一些有趣的对比，因而更增加了相比益彰的美丽。

尽管中西双方的历史发展迹辙有异，但退后一步来观察，人总是人，在艺术上到底血脉相通，不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艺术造诣并无国界，东方人一样能欣赏西方的交响乐章，西方人亦对中国宋代山水画幅赞美不置。

在这种中西艺术同心相映的趣例中，我获得启示无量，1971年，我过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布尔，在陶比卡博物馆中，看到了一幅以同心圆作构图的睡猫，我冲口而出地惊呼了一声，说：什么时候你们把我们（台北）故宫沈周的猫图挂在这里了？陪我的馆员很显然地流露出不怿之色，立刻抢着接上了腔：这怎么会是你们的猫图，这是我们的神猫，有它在此挂着，我们这里二十八个大厨房，就没有一只老鼠敢出来偷东西吃。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灵验，我不敢就相信，但是一点也不假，这两幅蜷成一团的猫，真是画得一模一样。── 这本是猫的常态，天略寒冷一点，它就蜷曲在一起，全身是一个大圆，头部又是一个小圆，盘尾仰头，天然地形成了一个同心圆的构图，若不是沈周的猫图上面有乾隆题诗，伊斯坦布尔的猫有土耳其文的签名，还真不容易区分东西，试想远隔五六千英里的距离，彼此又素不谋面，而竟然会完全相似，真是东方有艺人出，此心同，西方有艺人出，此心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