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鬼，来。试试空气造影。

好的。

学中干、干中学的试验结果，总是我的腹腔里灌满了气，床头插着持续半个月的特护小红旗。你怎么不说“不”啊？你怎么不说……？

五年后，十年后，妈妈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地教导我。

二十一岁。

病重。我急需挤进一所有名的地方医院。

爸爸翻出磨得起了毛卷了边的小通讯录，找出一个个可能顶用的老上司、旧部下的地址，写信求援……爸爸认定会回信的人偏偏没有回信。

意外地，有人回信了。这人没有受过爸爸的恩惠，与我家几乎无甚来往。若按现代人的互利原则，他大可不必偷偷借用他家老爷子的面子，赔上许多工夫去打通层层关节。我入院了。那儿是我的启蒙地，人心世态、善恶真伪、生死荣衰尽收眼底。该说的，我已经在一部中篇里说过了。该忘记的，我早已经忘记了。只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救人于水火之中。

最近一次入院，在去年。

第一次住进这么宽敞明亮的病房。每天的晨光，都停留在那方淡蓝色的窗帘上。撒满了小碎花的病号服，衣红裤绿。自有人来拖地板，自有人来为你打饭，自有人把热水送到你的床前。可是，没有人冲你微笑，没有人留意你的存在。第一次见如此美貌的病房医生。浓黑俏丽的短发，白工作服下露出一截鲜亮的纯红色裙边。稍息，全身放松，重心落在右脚上，一只胳膊不经意地拄在窈窕的腰间。她在每张病床前平均停留两分钟。

该我动手术了。红裙子歪歪秀气的头，一位实习的小迷糊姑娘怯怯地朝战战兢兢的我走来。

旁边两张手术台，躺着两位娇小的香港少女，她们做的是人流术。进这间手术室的人，有五分之三做的是这种手术，五分之三中又有一半是香港人。该医院动手为众同胞排忧解难，众同胞解囊为该医院创汇增收。

缝针时，麻药的效力已过，我心里一阵阵抽缩。我望着身边亭亭玉立的女医生，幻想着她伸出温暖的手。

起来了。我对医生说，晕！要倒。红裙子冷漠地斜我一眼，不可能……

没等她说完，我已经失去了知觉。

醒来了。我发现自己蜷缩在手术室的角落里。

“你真会吓人。回病房去吧，我们要下班了。”红裙子袅袅而去。

“这儿要关门。走吧，扶着墙走嘛。”

两位肉鼓鼓的护士边数着一卷卷钞票结账，边为我出谋献策。

“我晕……”

“喝牛奶吗？五毛钱一杯。”

我流泪了。那泪珠是冰凉的。那地方好冷啊。

去年的春寒冻伤了我。这回我宁愿自费住到另一家医院去。

爸爸妈妈闻讯赶来出钱出力。

“给我们一个补过的机会吧。”爸爸的眼神时时令我想起马致远那首《天净沙·秋思》。

我曾在小说中诉说过我们一代人对父母天长地久灵魂深处的怨恨。当我们真正需要保护和爱抚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忽视。

在劫难逃。

挣扎起来的一代不懂得什么是天伦之乐，不懂得什么是柔情，不懂得接受爱，不懂得怎样去爱人。不。这一代人是懂得爱的啊，没有爱哪有怨？

弟弟说：“快开刀吧，不为你自己，也该为爸妈。”

一纸大学作家班的入学通知，却载我匆匆飞到九月的江南。

走了，走了。

没良心的女儿只会说“再见”。

老爹呢？老娘呢？就让心儿总那么沉甸甸地沉甸甸地坠着吗？

1987年10月

补白

写上述文章的第二年，即1988年12月，我做了文末说的这个手术。但是，直至2000年春季我才知道，这是右甲状腺癌全切除术。医生和我的父母怕我经受不起癌症打击，特意瞒着我和家里其他人。

不止是我的父母，也不只是在癌症手术这样的事情上，太多的父母儿女都选择隐瞒。都是出于爱的动机，结果却令人叹息。我们的传统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喜欢保密，无论大事小事都不习惯公开透明，好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这种习惯的背后是一种精神上的敏感、脆弱，心理承受能力单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信任、默契、支持系统不健全，存在危机和故障。

也许，近百年的弱国寡民当久了，大伤元气神气精气；多年来人们不信天，不信地，不信人，不信神。你什么都不信，力量从何而来？你什么都不信，如何立足于天地万物间？你什么都不信，怎么会拥有平安、健康、美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