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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慢走进大礼堂，缩着脚，倒在一张椅子上。我身上、脸上、头上并不十分痛，却火辣辣地烧。

我不伤心。妈妈打我，我真的不伤心。

她从来没对我说：“你是我的宝贝、心肝，我心头的肉。妈妈爱你。”她没有说过。

…………

我听见有很轻很轻的脚步声。我四处看看，周围没有一个人。老龙眼树弯着腰，像个伤心的老婆婆，伸长了手，在黑暗里数她地上的死孩子。

小院里，只有我和弟弟住的那间屋有暗暗的灯光。要不要推门呢？妈妈是不是还在哭？我静静地在院子里想了一阵儿。

很久以前，我想过，万一以后落在后妈手里，后妈往死里打我，我就跑到小院当中喊救命。妈司令肯定会出来救我。

我没想到妈司令会走，会回老家种地。我更没想到，原来小院每一家人都要搬走。小院里，妈司令一家走得最早。他们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离开了小院，没跟任何人告别。小玉子走的时候，一步三回头。她怀里抱了一个小腌莱坛子，里面八成装着肉干。小玉子妈背着小三丫头走得飞快，母女俩白白胖胖的，远看像一朵肥嫩的山蘑菇。小玉子腿弯弯的，摇摇摆摆往前赶，像大蘑菇后面的一只瘦蚂蚁。

…………

有点冷。我紧了紧身上的单衣，发现衣袖短了一大截。我长大了，快十二岁了，过几天，我也将走出小院……

(以下是发表时被删去的原文——作者注)走出大院，把童年留在这个院子里。

木蒲桃的树叶落在我的肩上。秋天已经走远了，树上的果子几乎掉光了，只有枝顶上还挂了两三只深红的果儿。我的手刚触到老树粗糙的皮，一颗晚熟的果子“啪”地落了下来。这棵蒲桃树一百岁了。还有九百年，它才能变成精。

我拾起那颗果子，拧开水龙头洗了洗，果子摔得皮开肉绽，却依然窝着沁人的清香。

我握着摔烂的果子，走出小院，走出大院。

大院门口，一个盲公刚刚走过去。

盲公长长的脑袋，长胳膊长腿，穿着打了补钉的灰布衫，背着一个青布袋子，那里面有个铁皮饼干筒，装着香脆的花生。

盲公的拐棍头包了铜，戳在地上“笃笃”响，他嗓子老老的，不紧不慢地喊：

“南——乳花生——”

笃……笃……笃……笃……笃……

隔很久，他才又喊：

“南——乳花生——”

他要喊通宵么？

我站在大门口左右张望，我上哪儿去呢？

起雾了。

摊开手心，我有一颗木蒲桃。

1990年12月8日

补白

十几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删去的这段结尾。正因为它被删掉了，只存在手稿中，所以它比我写过的其他文字生命力更顽强，它总要在我的脑海里凸显出来，它的表现欲战胜了我的理性控制，我不得不在这本书里让它发出声音。否则，就像放旧电影出现胶片故障，银幕上反复出现模模糊糊喀喀嚓嚓吭吭哧哧的一段画面：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子茫然地站在军营大院门口，黑夜深深，一个瞎子用竹竿戳着这个城市的街道，怀里抱着一个破旧的铁壳饼干筒，嘴里用广东话喊着：南——乳花生——南——乳花生——那时的城市，晚上总有一两个粤语称“盲公”“盲婆”的人沿街叫卖南乳花生、盲公饼等等，他们并不会主动兜客，总是不慌不忙，边喊边走，声调、步伐始终不变。不管街上人多人少，有人没人，他们的声音、步子、情绪不变，似乎成为城市的标志了。

为什么此情此景会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记得牢牢的，比那些大事件、大人物、大场面印象更深呢？我至今仍没有找到答案。

这时候摘录《十二岁的小院》的这些段落有逃避的因素。我要逃到小院里避一避。我感到混乱，紧张。我渴望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