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这天晚上，月萍失眠了，翻来复去睡不着。头明睡着了，又是一连串的噩梦。忽地娘上吊了，忽地爹偷东西叫人逮住狠打，忽地又与大夯交欢，还是在那芦苇塘里。他是那么猛，那么有力。她紧紧搂着他迎合着，尽情地享受着那男欢女爱飘飘欲仙的愉悦，幸福地呻吟着。突然，丁步堂推门进来，拿着鞭子凶狠地抽打她。她吓得叫了一声，猛地醒了。见屋里黑洞洞的，那颗痉挛的心咚咚跳个不停……

她慢慢睁开那惊恐的眼睛，屋里依然黑洞洞的。儿子就酣睡在身边，她依然感到那么孤独。梦境把她带到那遥远的年代，那值得回味的生活。然而，这暂短的甜蜜是那么朦胧，那么遥远。她轻声叹口气，这是命，命里没有别强求。她忽地恨起爹来。爹只知迷迷瞪瞪地胡吃闷睡，根本不知道过日子，把个家折腾得一无所有，把她也卖给丁家换了酒肉。忽地又恨起娘来，你不想活了，把脖子往绳套上一挂就走了，咋不把我也带走，让我受这没完没了的罪！

飘忽不定的思绪赶走了她的睡意，便点上灯端详起小平安来。这孩子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是她惟一的亲人。是这孩子伴她度过了一个个难熬的日夜，给她那孤寂的生活带来了乐趣，给了她活下来的勇气。她与这个小生命相依为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孩子在酣睡着，两眼紧闭，鼻翼在均匀地翕动着。她瞅着儿子那圆圆的小脸，大大的眼睛，宽大的嘴巴和乍撒的两只大耳朵，越看越像大夯。她对这孩子倾注了全部心血，决心把他拉扯大。这是对大夯最大的报偿。想到这里，她亲吻起熟睡的孩子，从额头、眼睛、嘴、鼻子到耳朵，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亲吻着，轻轻的，生怕把孩子弄醒。亲着亲着，眼泪就扑簌簌滚落下来。她可怜这孩子生不逢时，生不逢门，土改时跟着丁步堂也被划成了地主成分。这就像掉进了万丈深渊里，黑暗的日子没有了尽头。她虽跟丁步堂离了婚，自己和孩子背的成分却改不了，这个黑锅要背一辈子。可怜的孩子也要跟着她苦受苦熬，多会儿才是头呢？有时她想去找大夯，告诉他这孩子是他的，不知为啥她总鼓不起勇气。

在石老大急着给大夯定亲的那些日子，她怕大夯因牵挂她分心，故意躲着他，可心里又不愿叫大夯娶别人。她知道大夯心里装的是她，对说媳妇的事不打拢儿。后来，风言风语地听说桥头村一个闺女在追他，一　打听觉着这个闺女不错，盼着他俩能成。不知为啥却娶了码头镇这个小俊。她见小俊成天涂脂抹粉、描眼画眉的样子，就觉得跟大夯过不到一块儿，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惆怅和悲哀。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李月萍去看小俊，尽管处处加着小心，韩天寿还是知道了。他觉得月萍这次去石家，醉翁之意不在酒，说是去看小俊和孩子，其实是去看大夯。两人旧情不断，仍在暗渡陈仓。想到这儿，韩天寿就醋意大发，妒火中烧。石大夯好福气啊，家里有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媳妇，外面还有月萍和春秀两个相好的，看样子都跟他挺铁。大夯吃着盆里占着碗里，可自己的盆碗却丢得一干二净。土改前，他在村里也有几个相好的。那时手头宽裕，今天给这个扯块布料，明天给那个买副镯子，花钱不多，倒挺讨女人喜欢。自打媳妇一死，家一下子败了，也没钱再给她们买这买那了，这些相好的也都跟他疏远了。他骂这些女人眼窝子浅 ，势利眼。然而，你不出血，谁肯脱裤子跟你睡觉呀！他早就喜欢月萍，一直打她的主意，觉得她是单身女人，咋会熬得住？不料她总是那么正经，对他冷得像块冰。后来，他见李碾子娶了何春秀，觉着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这傻小子哪配娶这么好的媳妇？于是又在何春秀身上打主意。春秀当了干部，按说机会不少，别看她说话办事大大咧咧，一百个不在乎，在男人面前却一身正气。他虽多次起歹心，却总不得手。但他不甘心，在等待着机会……

34

东堤下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战胜春旱，迎来小麦大丰收。黑龙河两岸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在微风吹拂下荡着波浪，到处充溢着沁人肺腑的麦香，田野里不时传来阵阵歌声：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共产党好，共产党好，

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

说得到，做得到，

全心全意为着人民立功劳。

坚决跟着共产党，

要把那社会主义建设好，建设好……

为了做到丰产丰收，县委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县、区干部倾巢而出，分别到各社去帮助“三夏”。

杨旭在麦收前就到东堤下村来了。他虽然提拔到县里当了农工部长，可这里依然是他抓的点，成绩全表现在麦收上。经过各社联合评产，桥头村农业社平均亩产二百八十六斤，位居五区第一。东堤下村农业社因有一百五十多亩河滩地拉了后腿，平均亩产二百八十五斤，一斤之差屈居全区第二。杨旭那争强好胜的虚荣心没能得到满足，脸上有些挂不住，抱怨有人嫉妒东堤下村，评得不公道，让评委们推倒重评。石大夯却一个劲儿地嚷嚷，说他们社的产量评估高了。杨旭批评他：“你们村是全县第一个高级社，怎么能落在其他社后头！看问题要用政治眼光，时刻都要注意政治影响，它关系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贯彻得好不好！”既然领导把问题提到了这个高度，评产的人们当然知道该怎么做了。再评的结果，东堤下村理所当然地超过了桥头村，平均每亩高出五斤。人们意味深长地伸出大拇指，冲大夯说：“杨部长蹲的点，就应该是第一嘛！”大夯知道，这个第一要付出什么代价，他有苦难言，只是摇头苦笑。

开镰的头一天，杨旭召开包括各生产队长在内的社委扩大会议，反复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劳力发动要充分。蚕老一时，麦熟一晌，必须突出一个“抢”字，做到抢收抢打；二是要精收细打，颗粒归仓。为保证这两点意见的落实，他要求各生产队晚上开一次由全体社员参加的动员会。同时，成立了巡回检查组，并制定了相应的奖罚措施。

翌日，天刚麻麻亮，东堤下村各生产队的钟就相继敲响了。随着清脆的钟声，社员们迅速到指定地点集合。大夯所在的一队，没一袋烟的工夫就集合齐了。队长老鼠四把手一挥，说声“走”，社员们就拿着镰刀向麦田进发了。到了地头，麻利地分好垄，人们塌下身子，就争先恐后地割起来，只听见“嚓嚓”的割麦声。

杨旭也参加了割麦。他肩上搭块儿毛巾，把腰猫下去，镰刀便在他手里飞舞起来。他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咻咻，也不敢直腰歇歇，更不敢停下来抽烟。尽管这样，还是落在了后边。

石大夯知道他争强好胜，回头故意向他招呼：“杨部长，加油啊！”

社员们也跟着起哄：“杨部长，你可落后了！”

杨旭暗暗在手上吐口唾沫，一拱劲就赶上去了。

社员们这样你追我赶地比赛着，进度确实很快。太阳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时候，就割完了一大方。老鼠四与大夯商量：“歇歇吧，喘口气再挪地块。”大夯便向人们招呼：“在地头上歇会儿，抽袋烟，缓缓劲再干。”

尽管杨旭也是农民出身，又一直在基层工作，经常下乡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也不如成天在地里摸爬滚打的庄稼人。他捶捶累得发酸的腰，在地头上一坐，感慨地说：“看来不锻炼是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