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旭点点头表示赞同。接着说：“敢想就是要有胆子。报纸评论员文章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简单明了两句话，就把胆量和产量的关系讲清楚了。真不愧是《人民日报》，就是有水平！”

东河头大队支书马有福站起来说：“杨书记，你说叫俺放多么大个卫星吧？”

“不是我说，是你报。”

“那我就放个亩产一千斤的，行不行？”

他的话没落，西河头的郭大才说：“俺响应杨书记的号召，放一千五！”

“俺放两千。”

“俺放两千三。”

各大队的支书见躲不过去，都抢着报数。鲁子凡见这阵势，不由地皱起了眉头，像不认识这些干部似的，觉得他们是在发烧说胡话。

杨旭见局面有了改变，脸上露出了笑模样。他说：“大家的思想开窍了，这很好。不过，你们报的这数字好像……”

“好像什么？”

“老和尚的帽子——平铺塌。”

“报多少才能达到领导要求呢？”

“你们报的这数我有一比……”

“比什么？”

“戴着草帽子亲嘴——差远哩！”杨旭又在调侃。

“啊？！”人们惊叫起来。

杨旭这么一说，大伙儿突然觉得像在深井里打扑腾——没底了，一个个像洋鬼子看戏——傻眼了。

杨旭瞅了半天才看见坐在最后的石大夯。大声招呼他：“大夯，咋坐后头呢，快到前边来。”

石大夯见杨部长点他，再也不能装傻充愣了。但他不愿到前边去，“我在这儿挺好，什么也听得见。”

杨旭说：“你这老模范怎么能坐后头呢，快前边来，这颗卫星就等着你放呢。”

“我可没那本事。”

石大夯嘟哝一句，因声音太小，谁也没听见。杨旭接着说：“大夯，去年你们的小麦在全县争了‘三个第一’，今年这颗卫星非你们放不可了。”

人们的眼光刷地集中到大夯身上。他那黑瘦的脸阴沉着，浓重的卧蚕眉紧皱着，不紧不慢地把手里的烟卷好，点着吸了两口。郑重其事地说：“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不错，大概能比去年增产两成多，一亩地也就是三百斤左右吧。”

他的话音一落，会场一片唏嘘，人们以为他是故意戏弄这位爱说大话的县委农工部长。杨旭气恼地说：“石大夯，这是在讨论工作，你怎么开起玩笑来了！”

石大夯一本正经地说：“杨书记，我哪敢拿这事当儿戏呀！我说的是实话。今年真要能收到三百一二十斤，就阿弥陀佛了！”

全公社联合评产，东堤下大队评了二百八十九斤，杨旭是知道的。石大夯的话他没法反驳，只是说：“原来咱们思想保守，认不清形势。现在总线路公布了，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大跃进啊！”

“大夯，杨书记给你戳上竿了，你就爬吧。”

不知谁这么戏谑了一句，石大夯突然感到自己像被杨旭玩耍的一只猴子。顿时，一种羞辱感涌上心头。他那铁青的脸忽地红了，把那支没抽完的烟啪地掷到地上。没好气地说：“我天生胆小！”

鲁子凡见杨旭的脸色变得那么难堪，怕他下不了台，赶紧站起来解围。他对石大夯说：“一时想不好，再好生想想，别的同志接着说。”

会场一下子冷清下来，人们都封住了自己的嘴巴。鲁子凡见这样讨论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就跟杨旭咬耳朵，老杨点了点头。他对大家说：“现在咱们分组讨论。”同时封了组长，指定了讨论地点。

“走哇，咱们放卫星去，看谁放的大！”东河头大队支书马有福，外号大扇车，一贯爱吹爱闹，一百个不在乎。他挥舞着胳膊，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西河头大队支书郭大才拍拍他的肩膀，“大扇车，悠着点儿，可别吹掉了底儿！”

“东风吹，战鼓擂，今天咱要对着吹！”马有福向郭大才竖起大拇指，煞有介事地说：“老郭，看今天这来头，不使出吃奶的劲吹，恐怕过不去。”

说是分组讨论，其实是单个较量——杨旭和鲁子凡分头和各大队的支书谈。在谈之前，杨旭召集公社党委临时研究了一下，把各大队的产量狠劲地估了一下，在评产的基础上提高了十倍。鲁子凡觉着这么做太玄。他用电话跟其它公社通了一下气，还是比人家差一大截子，弄得他心里没有底了。他对杨旭说：“老伙计，你给我交个底，到底弄到什么程度才行啊？”

杨旭说：“看样子不超过徐水的八一，陈书记不会满意。”

“你说超过一万？”老鲁瞪大了吃惊的眼睛，“这不是胡闹嘛！”

杨旭警告他：“注意你的情绪，当心再犯老毛病。”

鲁子凡因为思想右倾刚挨批不久，就不再言语了。他有气无力地说：“尽力而为吧。”

单个较量也没什么好办法，只是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往外挤——你报个数，不行就长点，还不行就再往上长。也没什么根据，就是说你这思想还有问题，太保守，太右倾。用大帽子压一压，就再把数长一长。这些支书们也不都是傻瓜。马有福特机灵，最擅长看风使舵。他见领导喜欢吹大的，张口就报了一万，喜得杨旭紧紧握住他的手晃悠了半天，叮嘱说：“你回去好好准备一下，明天在你们大队开现场会。”

马有福满不在乎地吹着口哨，洋洋得意地走了。他见各大队支书坐在一起不是神侃胡聊，就是在领导屋里挨尅，非常得意。只是杨旭说明天在他们村开现场会，要动动脑筋。

各大队的支书都走了，杨旭还没放石大夯走。先是让老鲁跟他谈。鲁子凡虽然反对浮夸，今天也必须昧着良心逼大夯多报。不然，对县委交不了差。他一直在跟大夯对磨，谈到晚上十点多大夯也没吐口。鲁子凡没咒念了，只是翻来覆去地说：“这形势，你不吹能过关吗？”大夯说：“我什么都不在乎，就怕社员们饿肚子。你要保证社员们不挨饿，叫我报多少我报多少。”大夯把球踢给了鲁子凡，鲁子凡不敢打保证。他对大夯实在没辙了，只好让杨旭跟他谈。杨旭见大夯这么固执，就狠狠地批了他一顿，什么倚老卖老啦，居功自傲啦，对抗大跃进啦，抛出了一大摞帽子。大夯并不怕这些。他什么也不说，洗耳恭听着。他知道自己说什么也是白说，干脆不费这口舌。杨旭知道他在对抗，就把这事往政治上拉：“放不放卫星，关系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你是共产党员、党的支书，要给党争光，不能给党抹黑。我们要算政治账，不能光算经济账。这道理难道不懂吗？”

杨旭越说声音越高，嘴角上沾满了唾沫星子。大夯一声不吭，只是在闷闷地抽烟，抽了一支再卷一支，不一会儿烟头子就扔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