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客》序：恒常的日常 (1)

    文/夏志清

    《请客》是一部很耐看的小说。

    作者于仁秋， 是我的学生唐翼明、查建英的好朋友， 一九八○年代中期，他们和其他几个大陆留学生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晨边社”。他们的第一次活动，是座谈留学生文学，由于仁秋主讲。我当时在报纸上读了他们的座谈纪要，就有印象。他们讨论了钱钟书、於梨华、 陈若曦等人的作品，这些作者及其作品我都曾写过文章的。我读于仁秋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知道他很认真地读过我的著作。我看了那篇“座谈纪要”， 对唐翼明说，此文收集了很多资料，再扩充一些便可以做成一篇硕士论文，这样子拿去在报纸上发表未免可惜了。那次座谈中，于仁秋已经谈到观察美国社会、观察美国人，注意到很多留学生作品在这方面的肤浅，又强调要刻画人物刻画人性。那时我就觉得他很喜欢读书想问题，讨论作品也有些独到的见解，现在读了他的小说，觉得可以说，他从那时起就着手准备写《请客》了。

    仁秋的专业是历史，不是学文学的。他来写小说，是因为他喜欢写、想写小说。我读他的小说，感觉得到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兴趣广泛、感觉敏锐的人。我相信， 他一定是感到， 他在美国生活多年所积累的种种感受和观察没有办法在专业的学术著作中表达出来， 所以才选择写这部长篇小说。恰恰因为他是专业的历史学者，对美国华人的历史有透彻的了解，他这部反映美国华人生活的《请客》才写得这样有趣，又有历史感，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小说。

    仁秋《请客》写好后，送来请我看，我看了很喜欢，答应为他写篇序。我叫他把发表过的中、英文著作都拿来供我参阅，以便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仁秋在他的历史专业领域里，有很出色的成就。他在纽约大学（NYU）读博士时，曾经修过McGeorge Bundy （邦迪）的课。 邦迪做过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三十多岁就在哈佛大学当文理学院院长， 是极其聪明的人。仁秋好几年一直听他的课，常常和他交往请教，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这种和一流人物交往的机缘，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碰不上，可以说是仁秋的奇遇。仁秋在NYU攻读中美关系史，博士论文写一群纽约市的洗衣工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支援祖国抗战、保护自己权益的历史，出版之后， 得到一个由“亚美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American Studies）颁发的“优秀历史著作奖”。这个题目是个小题目，但以前大家都不是很了解这方面的历史，仁秋把它写出来，写好了，得奖不是偶然的。他对美国华人的历史有真切的了解，因而他小说中华人的形象和故事都很动人。

    《请客》的两位主角，吴国忠和周强，是大学时的好朋友，来美国留学，拿了学位之后找工作，定居下来，只是两人的经历大不一样。这两位主角的故事都很有趣，吴国忠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像他这样的文学形象，以前的留学生小说中还没有人写过。以前的留学生小说，是很少写华侨的。以前的留学生其实很不懂华侨，很少和他们接触，觉得他们无非是开餐馆、洗衣馆、做小生意的下等人，和他们有交往也是被迫的，见到他们的子女，也看不惯，没有交流，没有沟通。《请客》里的吴国忠，被命运摆布，成了唐人街广东华侨家里的女婿，我们从他的故事中得知很多华侨的历史，他们的家庭生活，还有中国优良传统在他们身上、家庭中的延续。

    我们不妨说，吴国忠到唐人街做华侨女婿之后，才重新认识到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优点。吴国忠从大陆来，大陆经过几十年的批判扫荡，传统的东西已经不多了。老派中国人的优点，反而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保留得多一些。 吴国忠的故事当中最感动人的，是他大病的时候，李秀兰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又全力支持他读完博士，对自己有个交待。他们结婚之后，李秀兰对他的完全信任，连他亲口所说的年轻时的风流韵事都不愿意相信。李秀兰的这种纯朴、贤惠、善良，使得吴国忠在和王岚岚“外遇”之后的内疚格外深刻沉重，所以他在自己最喜欢的情人面前，也要硬起头皮袒护自己的妻子。这个男女感情瓜葛的故事，和其他故事非常不一样，它的独特之处，是吴国忠很自觉地守住一个底线：女人不是给男人玩的，不能玩女人。有了这个底线， 这个故事的境界就提升了。吴国忠惭愧内疚，是对李秀兰贤惠善良的感恩；但李秀兰贤惠善良到连吴国忠的忏悔都不要听，都不信，吴国忠就只能自己内心痛苦，自作自受。由于小说用的是会话体，在描写人物内心时受到限制，如果作者选择用叙述体，在人物动情的地方， 还可以写得更加舒展饱满。

    不过，会话体也有它的好处，作者通过一场一场的对话讲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叙述他对美国华人社会人生百态的观察。《请客》的另一位主角周强，算得上是一帆风顺，读博士、找工作、拿终身职，都很顺利。周强在大学教书，和美国人有很多来往，常常和他们相互往来地请客吃饭。周强是个观察者，是个有好奇心的观察者，不停地观察周围的人和事，处处留心种种细节，对各类人物都有兴致，有批判的眼光也有宽容的态度，《请客》里他所经历的事和他所讲的故事都很生动有趣。

    周强的故事是仁秋编的，仁秋在编这些故事时不可避免会使用到他自己的经验。仁秋自己在事业上也是一帆风顺，拿了博士学位就在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校（College at Purchase ）历史系找到了工作，一年后博士论文出版，只工作了三年便获得终身职、提为副教授，接下来又做了一任历史系主任，不久又升为正教授。〔我自己也曾在纽约州立大学波茨坦校（College at Potsdam）任职英文副教授四年（1957—1961）。波茨坦在加拿大边境，冬季实在太冷太长，并不太理想。〕尤其难得的是，仁秋还是一位很受欢迎的教授，完全靠教书教得好，给学校捐进差不多两百万美元——有一位美国亿万富孀，生前旁听仁秋的历史课，很喜欢，每年捐十万元钱给学校，连捐数年；死后遗嘱上留给学校一百万元钱，完全是因为她喜欢仁秋的课。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只靠教书教得好便给学校捐进巨款，这种事很少听说。那位亿万富孀住在纽约市北面的斯卡斯迪尔镇（Scarsdale），生前常请仁秋夫妇到家里做客，或是到私人俱乐部吃饭，所以仁秋见识过很多宴席场面，描写起来得心应手。仁秋写周强夫妇在美国社会扎下脚跟，和美国人交朋友，全是写他们怎样和各种各样的人一起吃饭——他们怎样学着到别人家做客不丢面子，怎样在家请客，怎样学会各项社交宴请的礼仪规矩。这些仿佛琐碎的日常生活，恰恰是文化融入的重要内容。文化融入是一个过程，把这个过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请客呈现出来，是一种很独特巧妙的方式。周强夫妇请客，赴宴，见识了人生百态，慢慢地失却了留学生的天真，慢慢地认识了美国人和美国社会，逐渐由文化的边缘移向中心，自然而然就成了美国社会的一分子。

    但是文化融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请客吃饭，有快乐欢愉的经验，也有烦恼尴尬的时刻。有些中国人拼命努力要打入美国社会，过犹不及，令人哭笑不得。《请客》写孟千仞得意忘形的嘴脸， 真是写得好。这样来写某些教育程度高的中国小人的得意忘形，好像还没有人写过。周强夫妇应邀到孟千仞家做客，庆祝他的女儿哈佛大学毕业，儿子获得总统学者奖和被哈佛大学录取。这本是极高兴的事，不想无意中撞到孟千仞同事的太太丽莎，听她讲孟千仞得意忘形到连人类基本同情心都没有的地步，当然会很吃惊。作者对孟千仞这类人有很敏锐透彻的观察，而下笔时仍心存忠厚，有所克制，读来很真实。作者选择用会话体讲故事的方式，也帮助了文笔的克制。

    我前面说到会话体小说的种种限制， 特别是写到人物动情时的不易展开，并不表明我对这种文体有偏见。其实我对任何文体都没有偏见。一个小说作者选择他自己得心应手的文体， 成功地完成他心中计划的作品，就很好了。仁秋会讲故事，他用会话体讲故事的办法，来呈现他对美国华人社会、生活的观察，是他的选择，照我看他这个选择大体上是对的。他的整个小说的所有故事都写得不错；从第十五章“乔迁之喜”到第十九章“人生就是请客吃饭”这一串故事尤其写得好。这五章只写一顿家宴，但出场的人物不少，一共有二十来人，形形色色，各有个性，每个人都写得有声有色，几个场面也写得很热闹，很有层次，这很不容易， 需要作者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文字功夫。这一串起伏有致的故事，高潮是几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中年人在一起大唱他们小时候唱的革命歌曲，特别是一再地唱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为“人生就是请客吃饭”的毛泽东语录歌。他们一唱再唱，不是怀旧；他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在一起大唱老歌，是共同宣泄他们想要脱胎换骨而不得，或是被迫脱胎换骨的万般无奈、种种挣扎。作者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但他却能时时抽身出来做旁观者，他既投入又保持距离，一个故事正说又反说，会话体正好提供一个恰当的方式，让作者对各种观点、各种视角都给予同情的理解和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