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二十八岁了，应该是成家立业的人了，”廖麦在镜前用安全刀架剃须时，默念起这样的话。这时候他已经毕业来到一个机关工作，所在城市离棘窝镇大约一天的车程。时间可真快，转眼就过了六年。

六年里发生了几件大事。

入学第二年是老妈妈病危，由板扣拍去电报，廖麦日夜兼程赶回，这才见了老人最后一面。那是痛不欲生的日子，廖麦看着母亲枕上的白发，突然觉得人生如梦，一切都在消逝，一切都不再有意义。妈妈在微弱喘息，眼看就到了最后时刻了，她睁睁眼，竟然摸出了一个纸包：里面有一小叠钱。他咬着牙接过，知道这是老人一辈子积下的——包括自己每月从学校寄回的五元钱，那是他从菜金中挤出的一点钱，她都舍不得花。廖麦看着妈妈，突然想到了黄鳞大扁。他去取钓钩和抄网时，板扣阻止道：“没用了，银月。”

四年里廖麦结识了两个终生难忘的同学、一个因为其他缘故而不能忘记的老师。

两个同学中的一个是女的，当地人，名字叫修。她那鼓鼓的额头、漆黑的圆眼、娇小的身个，皆深烙南国印记。她一天到晚写诗，有火烫的性情，笑起来酒窝深陷牙齿闪亮，不知为什么让人想起一种脆而甜的多汁水果。她自生下来就没有离开过南方，对北方的一切都感兴趣，甚至要借廖麦的手工蓝布袜子穿一穿，说：“我从来没穿过这样的大肥袜子！”她与廖麦辩论书上的问题，常常激动得泪花闪烁，有时会莽撞地夺门而去。当她一个人在冰凉的月光下吟哦时，他会远远看见一条白色的围巾在风中拂动。

修与廖麦、还有一个叫戚金的乌黑瘦削的男同学最为要好，三个人更多地在一起辩论、读书、野餐和远足。修躺在草地上像个孩子，只有高高的胸部显示了成熟。她可以饮半瓶红酒而毫无醉意，还在偷偷摸摸抽烟。她与他们在一起时出奇地直爽，连被禁的话题也敢于涉及。廖麦发现她性格刚强，除非是为了诗才会流泪。当她在春天的草地上忘情吟哦时，廖麦就想到了北方的槐花：洁白，清香。

廖麦单独和修在一起时，会发现自己的手是凉的。修也发现了，于是有一次修的两只小手捂了它们很久，一言不发。

毕业前夕，一个晚上，他和修在一排栏杆上靠了很长时间。下面是一个水潭，她的身体有时仰得厉害，他不得不去扶她一下。修说：“北方人真好。北方人真有劲儿。北方人浑身都是诗。”而廖麦的大手扶住她时，却难免领略了一个小而完美的躯体；当不小心触到了她的乳房时，她声音低低、哈气似的吐出一句：“我二十二岁了……”他不知为什么接答一句：“是的。”他听见自己的嗓子是哑的、涩的。当时他全身战栗几近迷狂，一抬头却怔住了：正北方的一颗星星在剧烈闪跳……他暗中咬住了牙关，不然一句话就会清晰地吐出来：“美蒂！美蒂啊！我在这里呢，我还是我，你可得等着我啊，我必要娶你为妻！”

戚金是一个沉迷于阅读的人、沉默多多的人。人们说这在全校可能是惟一一个古怪的人。他神秘而冷漠，多少令人敬畏，来自一个大城。他从不讲述家世和往事，交朋友时，只从眼睛上苛刻地辨认。他认为廖麦的目光是倔犟的、遮掩的、纯洁的——这是他后来说起的印象。可是他从来不想倾听别人的隐秘。

他焦黑枯瘦，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只吃很少的一点饭，不停地锻炼，绝对的登山冠军；还有，就是吞噬般的阅读，读外文书并亲手译出许多段落。一个假期，他肩负简单行囊，独身一人沿黄河走上了高原；从高原回来后，他又去了东部沿海转了一圈，直到开学。这一次格外遥远辛苦的跋涉让整个人变成了黑炭似的，也更加缄默。

即将毕业了。廖麦固执地要求回到北方、回到东部，而且那儿离山地越近越好。而修则留在了当地。戚金一意孤行要去西部高原——干什么都行。

廖麦毕业很久都会记得属于戚金的那个角落：双层床的底层，靠窗一面小桌、两层搁板搭起的书架，简单而整洁的被褥，一叠叠的书，卡片，一摞硬壳笔记本。宿舍的人大半时间是离去的，到图书馆，到花坛；戚金自己留在这里，待他们回来时，他再去空荡荡的教室。孤单和焦思，深藏的某种决意，这一切廖麦当时只能感受而不能言说。毕业前夕，当他与之讨论择业、彼此的未来时，一直少言的戚金说：“再也没有比鉴别和注视自己更重要的了，人也只有这样才谈得上力量；我怀疑一切概念化的生活，我有点害怕，害怕自己这辈子被抽象的理念给毁掉……”他欲言又止。廖麦当时未能充分理解，却没有更多地展开讨论。这也许是个遗憾。不知为什么，这几句话在几年的时间里、甚至在更久远的日后生活中，常常泛上廖麦的脑际。

那还是痛失母亲的第二年夏天，廖麦在长长的假期中被一位男老师约上一起度假。这位老师有四十多岁，也许是渊博的知识和格外浓重的胡须，在整个学校里都有点鹤立鸡群。老师一直分外关心廖麦，这让廖麦感动，内心里一直将其视为一位兄长。慷慨的老师把他从一座城市带往另一座城市，入住的都是蛮不错的宾馆。只要是廖麦喜欢的东西，老师都要设法买给他。廖麦有点不安，后来总是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