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未卜的大战即将爆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有些焦灼不安。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在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突然南下向乌江急促前进。那一天，贵州中部和北部风狂雨暴，而在数百公里以外，四川北部与陕西、甘肃交界处却是天清月朗——没有证据表明徐向前对中央红军此刻的行动和位置有确切的了解，他仅仅依据几天前的一封电报得知中央红军在黔北的土城受阻，已经被迫放弃了进入川南北渡长江的计划，现正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困中频繁移动。

春月朦胧，夜风拂面。

这个晚上，嘉陵江东岸葱茏的大山中，正在进行着一个惊人的举动：距离江边三十公里的一个山坳里，天黑刚下来的时候，突然涌进来数十支人流，这些由红军官兵和当地百姓组成的人流，抬着上百条刚造好的大木船和数十只大小不一的竹筏，以及数十个体积巨大的浮桥构件，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向那座叫凉风垭的大山主峰缓慢移动。不许点火把，不许喊号子，只有红军干部小声的督促声，还有很快便回响起来的如同闷雷般的粗重喘息声。沉重的浮桥构件在一寸寸地蠕动，粗厚的绳索把百姓和战士的肩膀都磨出了血。在山路险峻的地方，由于无法转弯，上百条巨大的木船被直立起来，使夜色中的陡峭山崖犹如长出了无数的尖峰。不断地有人在移动和保护木船的时候从山崖上跌落。船体撞击在岩石上，发出惊心动魄的闷响，惊飞了一群又一群夜宿的野鸟。

这些船全是崭新的，船底的木板还没有完全干燥。听说红军要在山里造船，当地的老人们就开始惊讶，他们从没听说过不在水边而在山里造船的。但在红军民运干部的动员下，百姓们很快就忙碌了起来，老船工、木匠和铁匠都带着工具背着干粮来了。没有手艺的青年农民砍大树、搬运木材，妇女和孩子们收集废铜烂铁，铁匠昼夜拉着风箱打造打铁钉和铁件。船造好了，工匠们还在船帮上写上了“革命成功”的标语。体积巨大的船在山里造好了，必须把它们抬过山去。老人们这下更惊愕了：“哪个见过船走旱路的？红军这是要干啥子事？”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接到刚刚开完遵义会议的中革军委的电报，电报要求红四方面军派出一个师南下，接应中央红军从贵州进入四川北渡长江。关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之后的命运，红四方面军只能通过电台得到有限的消息。当被要求派出一支部队南下的时候，方面军指挥员感到了为难。因为仅仅以一个师的兵力自北向南穿越整个四川东部，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举动，部队走不到半路就会被川军包围吃掉；但是如果派出足以与川军抗衡的兵力，那就势必意味着要将川陕根据地全部放弃。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第一师独立旅进入四川，接替了川北广元、昭化地区川军的防务。于是，红四方面决定先向川甘方向的广元、昭化出击，把相对孤立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的部队吃掉，寻求向甘肃南部拓展根据地的生存空间，同时牵制住敌人的大部兵力，以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

一月二十二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起了广昭战役。徐向前亲自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第九军和第三十军渡过嘉陵江，向据守广元以西羊模坝的敌人发动攻击。在持续两天的激战中，年仅二十三岁的八十八师副师长丁纪才和同样年仅二十三的二十五师副师长潘幼卿先后阵亡。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红军占领了敌人的主阵地，切断了广元与昭化之间敌军的联络。但在接下来攻打广元县城和昭化县城的战斗中，红军遇到了敌人在坚固工事里的顽强抵抗。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击，始终没能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在川军增援部队不断到达的情况下，红军被迫撤离了战场。

广昭战役开始后，中革军委的电报再次到达。这是一封因对红四方面军的命运有着重要影响所以极具史料价值的电报：“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的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趁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力……”电报命令红四方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与即将北渡长江的中央红军迎头并进。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设想：中国红军的两支主力方面军如果真在四川腹地胜利会合，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必将是另外一样的叙述。

由于中央红军渡江在即，关于这一指示是否能够执行和如何执行已经没有时间讨论。红四方面军决定马上开始造船，做好西渡嘉陵江的各项准备；同时收缩东部兵力，派出部队出击陕南调动敌人北上，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并为红四方面军西进创造有利时机。

出击陕南的部队先后向宁强、勉县和阳平关发起动了攻击，致使胡宗南的一个旅和川军的四个师开始向陕南移动，红四方面军的战役目的已经达到，作战部队随即返回了川北准备西渡嘉陵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