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中国西部最荒僻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藏人被称为“康巴人”，由于历史上备受清兵的袭扰、镇压，因此普遍存在着敌视汉人的心理。红军到达这里后，不进喇嘛寺庙，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为贫苦藏民送粮治病，结果甘孜的藏民都管红军叫“新汉人”。对那些袭击红军的藏族上层土司武装，红军往往是出兵将他们三面围住，攻而不打，留出一面让他们逃走。这是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主意。红军还去甘孜县城北面的绒坝岔举行了一个阅兵式，为的是让那些土司看看红军的威风和力量。从绒坝岔回甘孜的路上，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遇到一位藏民骑着一匹黄马跑得飞快。李先念赶上去问藏民他这匹黄马换不换，藏民说：换呀，两匹小母马，换我这一匹。李先念就让他在警卫班的马里挑，藏民挑了两匹马，乐呵呵地走了。李先念也笑了，他把这匹黄马给了军里的司号长，因为那个十八岁的小红军行军总是掉在后面。李先年原来以为他不会骑马，谁知小红军说他的军政委说：“我会骑！可我的马不跑只走。”

尽管滞留在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红军不曾有过任何灰心与绝望，因为他们始终相信工农红军胜利的明天定会到来。红军忙着将羊毛捻成毛绳，再用毛绳织成衣服，“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织品，其中以白色最多”。红军组织了“野菜委员会”，在朱德的带领下漫山遍野地寻找可以吃的野草。红军官兵还在甘孜举办了体育比赛和文艺比赛。体育比赛的内容有：两百米赛跑，通过障碍，跳高、跳远等。文艺比赛的内容有：出墙报，团体唱歌，政治演。——无论如何，一九三六年春天来临的时候，缭绕在中国西部那片广袤而荒凉的土地上的歌声，是人间难以想象的充满希望的天籁之声。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由贺龙、、萧克、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由云南进入四川后，分兵两路继续向北前进：红二军团偏西，沿着川藏边界，走得荣、巴塘和白玉一线，然后从白玉东进，进入甘孜；红六军团走定乡、稻城、理化和瞻化，自南向北穿过甘孜地区的中部，到达甘孜县。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六军团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到达了甘孜附近的普玉隆。红军总司令朱德特意从炉霍赶到了普玉隆迎接红六军团的官兵。

八天之后，六月三十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北面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合。朱德又从普玉隆赶往绒坝岔迎接红二军团的官兵。

然后，朱德骑马十几里去甘孜附近的干海子迎接贺龙。

远远地看见贺龙的时候，朱德勒马停住了，泪光闪闪。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全部到达了甘孜。

七月二日，在甘孜举行了庆祝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

参加大会的部队“服装整齐，按高矮站，成四路纵队进入会场”。当年红六军团十七师战士谭尚维回忆道：“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了千难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朱德在会上讲了话。他虽然不像红二、红六军团官兵想象的那样高大，但是这位红军将领“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朴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样”。朱德说：“我们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

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部署发布了：红四方面军由朱德和张国焘指挥一路为左纵队，徐向前指挥一路为中纵队，董振堂、黄超指挥一路为右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红二方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由甘孜东谷出发。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跟随红军总部行动， 刘伯承跟随红二方面军行动。

这是一支人数多达六万的巨大人流。一年多前，这种规模惊人的移动在中国国土的腹地曾经出现过，那是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前，滚滚人流穿行在江西与广东的翠绿山谷间。而这一次，规模巨大的移动发生在中国最荒凉的高原上，那里空气稀薄，人烟罕至，雪山间纵横着纷乱的冰河。

从甘孜到包座，要翻越大雪山，穿越大草地，没有任何物资补充的必经之地至少有七百公里以上。红军出发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张羊皮或者一双结实的鞋子是十分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干粮。红二方面军官兵对将要走上的路一无所知，而红四方面军中许多官兵已是第三次走这条路了。

红军出发了，出发的队伍平静而有序。

红四方面军新成立的骑兵师，是中国红军中第一支正规的骑兵部队，师长许世友为此觉得甚是风光。三千多人马，浩浩荡荡，风尘滚滚，担负在最前面侦察道路和筹集粮食的任务。许世友已经走过两次草地，他知道筹集粮食的重要。骑兵师出发后不久，快到色曲河的时候，许世友策马登上一座高地，扑面而来的景色让他眼睛一亮：弯曲的河水两岸，草地像毛毯一样，藏民的帐篷散落在河边，一群群牦牛和数不清的白羊如同初夏的繁花。

“好一座大粮仓！”许世友一声令下，三千匹战马朝着色曲河奔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