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轻轻笑了。“他不是波兰人。他是瑞典人。跟随查尔斯十二世与沙皇彼得大帝作战。”

一个瑞典人。

不等我继续追问，她就讲起了她的身世。

“我父亲二十岁的时候，是个骑兵少校，跟随他的国王越过里加进入俄国，跟沙皇打仗。他——”

“二十岁，已经是少校了？”我打断她的话。我并不担心自己的插话会终止她的叙述。在无言的交流中我们已经约定了要把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那他一定是个很卖命的士兵。要不就是个贵族。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两者兼而有之，”她说。“不过贵族是次要的，主要是他打起仗来很玩命。他很喜欢骑马、打仗，我想。他说起年轻时候在瑞典的情形，只是说当时他很狂，对打仗如饥似渴。他这样说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当时很蠢，但语气不是很肯定。到后来他……自个儿也闹不明白了。不过他酷爱骑马，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在我们村里，大家都说乌尔瓦乌斯骑着耕田的马也比俄国人骑什么马都快。他在波尔塔瓦战役中被俘，一同被俘的有三千瑞典人。俄国人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送到波兰去，目的是要惩罚这两个国家的人。他在一个森林里的劳动营一干就是十年。后来，沙皇建造船舶要用各种不同的木材，他就被释放了。他碰到了我妈妈，当时我妈妈已经死了两个丈夫。他们结了婚，拥有波兰人极少有的东西……”

“爱情？”我试探着问。

“爱情在波兰并不稀罕。我是说他们有了一个收成很好的农场。”

“呵。”

屋子里悄无声息。戈尔洛夫除了胸脯的起伏之外一动也不动，火无声地燃着，发出轻微的劈啪声，犹如梦呓一般。比阿特丽斯的头歪向炉火，身子却坐得很直，火光照着她，从头发到腹部，从膝盖到脚趾。

“我父亲死于肺结核，”她说，“那年我十岁。家里其余的人——我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无法再维持农场的活计。不过反正也一样，因为女皇不久就把那片土地收归俄罗斯所有。我们的家业连同其他的土地都赐给米特斯基家族，我就去给他们干活，成了娜塔莎的侍女。”

“你还能见到家人吗？”

“一个都没剩下。我妈妈也死于肺结核，我的哥哥被强征入伍，去跟土耳其人打仗。据说也死了。以前我经常收到两个姐姐的来信，后来就没有了。”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又说：“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你，现在你也得给我讲讲你自己。你骑马是跟谁学的？”

我当时想把一切都告诉她。其实倒也不是一切，因为琐碎的细节似乎并不重要，但我想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我父亲是养马的，给那些有钱买马但不会骑马的人训练马匹。他家在苏格兰，坐着一条满载着长老会教友的船跨越大洋来到弗吉尼亚，为的是得到宗教自由。我妈妈……也来自苏格兰，坐着同一条船，可是她没有能够跨过大洋——应该说没有能够等我出世，她在途中的大风浪中难产了三天，最后死了。我们的邻居——就是跟我们一道越洋过海，后来住在一块的那些人——说她非要听到我的哭声才肯死去。可我父亲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们把妈妈葬在了海里；父亲对长老派的信仰很冷淡，因为妈妈的缘故他们也不计较。他们找了一个女人——一个老太太——给我读《圣经》。你瞧，开船的时候父亲和这些人并不是一伙的，母亲才是。既然他们结了婚，用他们的话说，母亲‘极力劝说’父亲信仰她的宗教。听他们说，母亲离开苏格兰是为了宗教自由，而父亲则是因为恨英国人。‘苏格兰真正的出口商品是自己的子孙。’他总是对我说。‘英国人剥夺了我们所有的机会，只留下一个机会，那就是当海员，或者给英国王室当兵。’由于父亲的工作我学会了骑马，从长老会教友那里我学会了读书，读的主要是《圣经》。我十五岁那年，他们给了我一个极大的惊喜：教会募集了一笔奖学金，让我去上威廉和玛丽学院。虽然我父亲只字未提，但他是反对我去上大学的。

“反对你读书？”她惊讶地插了一句。

“不完全是。我告诉他我想当牧师。他想让我做一个更体面的人。他想让我当弗吉尼亚的绅士，要我拥有绅士所必需的学问、修养和礼仪。可是没有钱那个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要从事神学的愿望让他很伤心，他以为我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其实我自己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那种愿望并不是很真切。我从来没跟父亲说过。连我妻子也没说过。”

“她长得什么样？”

“漂亮，幸福，像个孩子。那年她十七，我十八。”

“你为什么要娶她？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爱她。那你为什么爱她？她有一种什么使得……”她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尴尬，但并没有就此罢休。

我盯着她看了很长时间，然后才回答。“信仰。我想是信仰。你知道，就是这个，这是我唯一能说出的原因。她信奉上帝，信奉真理，相信每个人都是善良的。我对这些信仰有疑虑。她能理解我的疑虑，完全能理解，于是我就很容易分享了她的信仰。”我很早以前就在内心深处关闭了所有回忆梅林达的门窗。但是在比阿特丽斯——这个我尊敬的女人，这个很像我失去的那个人一样开朗、坚强的女人——面前，我不可抗拒地打开了这些门窗，而心灵里的鬼魂便游荡了出来。第一次见到梅林达是在布鲁顿教区的教堂里。她坐在她父亲身边。她父亲派人来喊我去商量训练马匹的事宜。他刚刚买了几匹马。（大多数弗吉尼亚人在安息日是不干这种事情的。可是她父亲不是那种让琐屑的礼仪干扰正事的人。而我的父亲除了礼拜天之外是不让我出去的。于是我答应跟新教圣公会的教友一起做弥撒，就坐在楼座上。）我的眼睛发现了她，在唱圣歌的时候她抬起头来看我。她的眼睛跟五月的草一样碧绿，她的头发跟秋天的草叶一样黄。当她看着我的时候，我觉得全身都没有了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