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眼睛在女同学们的脸上扫了一下，然后，他发现了坐在我旁边的黄旭升。像的有的老师都能发现他们自己的女生一样，他终于找到了黄旭升。 这个瘦女孩子，脸很白。他站在她跟前，看着她的书，意识到她是这个班里唯一没有用汉语在单词下注音的人。他的脸上有了笑意，回到了讲台上，说：刘爱旁边的那个女生，你起来念。黄旭升的脸上开始由白变红，她起身大声地念了课文。英语老师兴奋无比，说：GOOD。

女孩子都是聪明的，她们从来都能意识到在自己的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即使她们还很小，也不会例外。黄旭升就意识到了，她的脸开始发红，她抬头看看英语老师，又低下头。女生们的羞怯和内心里不安份的渴望从来都是这么表现的。王亚军没有再说什么，他肯定有了自己英语课代表的人选。然后，他回到了讲台上，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并说：一个月以后你们就可以学国际音标。大家都有些楞地望着那四个字。他又说：学会了国际音标，你们可以独自拼出世界上最难的英语单词。

全班沸腾了，国际音标四个字让大家心里充满了感动与渴望，就好像我们可以乘着戈壁滩上的大风，越

过塔里木沙漠，越过阿尔泰那边的额尔齐斯河，一直漂到欧洲的英国，最后才落到美国。　　黄旭升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允许我看了她的英语书，那上边果真有国际音标注音。　　我好像忘了告诉你们，黄旭升家跟我家住在一个楼内，她爸爸是国民党起义的，据说还是一个少将。不知道我说的起义跟你们理解的是不是一样，在乌鲁木齐起义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向共产党投降，而是立功。

但那时候在我们家的楼上国民党的将军并不值钱，一单元住着刘行，是个少将。二单元住着马平云也是将军，据说还是中将，是一个师长。三单元住着黄震，那就是黄旭升的爸爸，她爸爸是旅长。

我们家也住在三单元，在四层。她们家在一层，她爸爸当年骑马时受过伤，腿不好。

两年前我家刚住进这座楼时，爸爸经常对妈妈说：我这个共产党培养的总工程师，竟然要住到四楼。他的腿是跟共产党打仗出的问题，却能住在一楼。

妈妈就说：你也不能说是共产党培养的，你上大学不是在圣约瀚吗？住在四楼挺好，不吵，用不着听楼上人的喧闹。

爸爸说：我当然是共产党培养的，我是解放后清华的研究生，他们为什么送我去苏联留学？我没有去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我去的是苏联。

从小，每当爸爸谈到苏联时，我都能感到他有很强的优越感，或者说，他很骄傲。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表情灿烂，像是被教堂的光辉沐浴过的圣像。

现在让我重新评价父亲，我发现他是一个善于钻营的人，他爱我，他更爱母亲。可是他想方设法成了红色工程师，他成了组织上最重视的人。他要求进步，并在他的领导面前哭泣，表示自己的决心.据说反右的时候，他在苏联揭发了自己同宿舍的人，那个人成了右派，去了大洪沟挖煤，死在一次瓦斯爆炸里，很惨，连脑袋都被黑色大块的煤砸坏了。以后，许多年过去了，爸爸没有为这件事有过任何忏悔，只是对我，或者对妈妈，好像是对自己说：吴之方这个人，就是说话太不注意了。

就好像他的死与爸爸的揭发没有任何关系一样，就好像吴之方只是太爱说话了，他仅仅是被爸爸眼中那些坏人，比如打过他的范主任害死的一样。

爸爸就是这样获得了民族剧场的设计资格，然后他开始骄傲，说了自己为自己建造了纪念碑之类话。

晚饭后，我要出去，妈妈问我去哪儿。我说：去黄旭升家。妈妈显得有些犹豫。爸爸说：去干什么？我说：我想跟她学会国际音标。爸爸眼睛一亮，说：她已经学会了国际音标？我点头，说：英语老师给她单独补课。妈妈说：他是男老师吗？我点头。爸爸妈妈互相看了一眼。爸爸说：算了吧，她爸爸黄震最近心情不好，你去了大人会烦的。再说，学什么英语。我说：我要去。爸爸像是要发火。妈妈说：让他去吧，说不定以后英语又有用了，你下了那么大功夫的俄语又没用了呢？爸爸说：苏联就是再跟我们吵，它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不过是修了，可是，英语……说到这儿，爸爸叹了口气，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我看他这样，就很快地溜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