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南方某市发生一起小小的轰动事件：一群伤残的境外老知青，聚在一起足足有百人之多，或者摇着轮椅，或者拄着拐杖涌进当地某机关大门。这些老知青自然早已不年轻，岁月的流逝在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刻下许多深深浅浅的痕迹，但是他们举止行动仍然很有纪律性，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领头是个盲人指挥员，他挤在一辆别人的轮椅上，昂头挺胸，无所畏惧的样子，好像挺立在一辆冲锋陷阵的坦克上。

别人告诉我，指挥员是个当年闻名遐迩的游击队旅长，他率领自己的部下来向有关部门请愿，争取一个应当属于他们自己的合理待遇。这个待遇的名称叫“工龄”。

我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内心感到一种类似触礁的震动。

当人类历史的车轮已经驶进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社会和富裕大道，当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已经崛起许多走向世界的企业家、董事长，成功人士CEO和白领阶级，当大街上的“奔驰”、“宝马”如过江之鲫，当《财富》杂志年年都在发布新诞生的亿万富翁排行榜的时候，这些年过半百的老知青，他们却在争取什么……工龄。

我心中布满辛酸的苍凉阴影。

据说经有关部门作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请愿活动不了了之。旅长最后一个撤退出门，他好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将军，拄着一根拐杖，就像倒卷一面残破的人生旗帜。他们踽踽而行，走进一轮血红的残阳中。

这年六月，我来到昆明为《流浪金三角》签名售书，一个面孔憔悴的中年人挤开人群走到我跟前。他沒有同我打招呼，也不说话，而是像棵树那样沉默地站在我面前。我注意到在我们今天营养普遍泛滥的年代，我面前这个中年男人竟然是那么消瘦，他干枯的脸上几乎看不见一丝营养滋润的痕迹，就像戈壁滩上的一丛骆驼刺。我认为他不大像读者，因为他手中没有书，也看不出要让我签名的意思。我正在疑惑，他抬起手掌，向我展示一张字条，我看见字条上面用蓝墨水歪歪扭扭写着两行小字：你想采访一个不寻常的老知青吗？他在竟(境)外打了二十年仗，严重残废。但是你必须付费(采访)。

我抬起头来看看他，他的表情像党小组长。不知道为什么，我愿意相信表情严肃的人，于是我在他的字条上写下两个字：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