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知青轰轰烈烈奔赴农村边疆，侯景贤也随堂兄一道从昆明来到“外五县”当知青。侯景贤原本不在下乡知青之列，他失学已久，属于社会青年，但是他更乐意下乡，因为城市早已容不下他，那里充斥着阶级斗争的恶风险浪。许多年后刘义说：我必须离开城市，对我来说边疆意味着自由。别人下乡哭哭啼啼，好像下地狱，只有我心中充满喜悦，那种感觉像什么呢……像鱼儿放归大海，鸟儿飞出牢笼。

然而好景不长，一纸内地人保组(公安局)的通缉令飞往边疆，通缉对象为“畏罪潜逃的反革命分子(未定性)侯景贤”。

我问刘义：你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关押在牢里，你为什么偏偏选择参加游击队？

刘义回说：那时候我偶然读到一本在知青中流传的小册子，书名叫《格瓦拉日记》。切·格瓦拉你知道吗？他是南美洲著名的游击队英雄，我觉得自己找到一条光明道路，那就是参加外国游击队。我决心用支援世界革命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回击别人对我的错误批判。

于是在许多年前一个多情而柔软的黄昏，天光像箭矢一样在清澈的瑞丽江上游弋，一个名字叫做侯景贤的知青逃亡者踽踽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看见他是那样年轻单薄，嘴唇上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长出软软的胡须来，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学生服，裤腿高高挽起，蹬一双黄球鞋。我看见他的人生足迹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像留在荒丘深处的一条虚线，然后迎着我的目光走过来。

一直走进2000年的热带都市曼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