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找个地方，说得倒随便。可她哪里知道，今年的形势比哪一年都严峻。文革后恢复招生，因当时教师短缺，便让一大批七七、七八级的学生留了校，现在这批人在学校都身居要职，子女都刚好大学毕业，不说别人，仅机关处长以上领导的子女，今年毕业的就有七位，因七位中有三男四女，便被称为三大太子四大公主。这些太子公主学校不安排不行，安排也有困难。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安排了这些太子公主，别的职工的子女怎么办。如果要搭车，那肯定要划分一定的条件，很可能划到教授一级。吴老师只是中学高级教师，相当于副教授，很可能边都沾不上。鲁应俊本不想说这些，但不说这些又怎么能说服她。鲁应俊只好实话实说。

    吴老师立即说，那情况不一样。我们的儿子是师大毕业，是一本重点学校，他们的是什么学校？特别是财务处游处长的儿子，大学考不上，只上了个自费大专，然后又拿了个学校的自考本科，然后又读的是不脱产在职人员硕士。他这一步步所有的文凭，都是混来的，没有一个是通过国家正式考试考来的。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和我们的比。

    吴老师说得有点激动，但她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其实来他这里的，差不多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鲁应俊给她剥一个香蕉，平静了说，不管人家读得是什么硕士，可都是国家承认的正式文凭，国家也没有给文凭分什么重点不重点。至于能力，你也不能说人家的能力就比你的差。如果你的儿子能搭人家的车和人家一起进来，那算咱们的运气，别的话，就什么都不要说，也说不清。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这些年留校的分来的子弟太多，人家说咱们的学校快成子弟学校了。有次在会上，校长就严厉地批评了这件事，并且说以后要严格控制，咱们刚好赶上了严格控制。

    吴老师立即问搭车的可能性有多大。鲁应俊说，关键是能不能搭上车，怕的是到时要划一个等级，比如划到正处级和正高级的子女。如果真这样划，谁也没办法。

    吴老师着急了分辩说，那也不能领导的子女就要老百姓的子女就不要，这样明目张胆，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鲁应俊说，听起来是太过分，但文件政策就有这样的规定。你也知道，早在多年前就有文件，高级知识分子身边无子女的，就可以安排一个子女工作，哪怕子女一天学也没上，你也得给安排。你也知道，同样是当兵转业，正高级正处级的子女学校就得安排工作，别人的就不能。这就是说，人和人是不平等的，政策就有这样的规定。那么人们为什么总要说什么平等，其实这都是舆论宣传出了错误，或者说人们把理想当成了现实。如果人人都平等了，谁还会去努力拼搏。如果领导都成了老百姓，那又有几个人愿意去当领导。

    在学校，高级知识分子就是指正高职称以上，学校的处级领导当然都有正高职称，比如财务处长，教几天会计学，就轻松评上了正教授，因为职称等等都要在领导的领导下来评，领导自然不会落在群众后面。人和人要划分三六九等，这一点她也清清楚楚，全世界也都是这个样子，这她能够理解，学校这些年也是这么做的，她也不想计较。问题是，做为一名在学校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十年的老职工，难道学校就不能对照高知政策照顾一下吗？难道学校就不需要优秀的人才吗？吴老师几乎要哭了。她抹把眼睛，说，靠山吃山，别的部门都是这么做的，别的人也都有山靠。电力银行铁路公安甚至演艺，哪一个部门不是老子干什么儿子就干什么，人家这些部门都有内部安排的政策，我们学校为什么就不能？正因为人家都是内部安排，我们的子女才没有地方可去。难道我们入错了行子女也应该跟着倒霉？你说学校子女太多，但几千教职工的大学，每年进入学校工作的不下六七十人，自己的子弟才有多少？最多不过十几个，四分之一不到，怎么就多了？再说，别人的子弟进来也是工作，我们的子弟进来也是工作，难道我们的就不如别人的？再说，别的单位都能给职工谋点福利，我们怎么就不能。你是领导，这些问题你应该提出来，你应该和校领导商量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