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需辩驳的事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机会主义的时代，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已成为时代利益攫取者的心理暗示，放眼望去，满眼都是聪明人领跑时代的欢歌，执拗的理想主义已经死亡，实用人生的丰功伟绩罄竹难书。
　　
　　在机会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大家都想做聪明人，因为聪明人付出的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不争气的现实总让我们错误地觉得做坏事的人愈来愈多，做好事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做好事成本忒大，做坏事成本低，见效快。
　　
　　假如这个社会聪明人达到无限多的时候，那整个社会就是一个聪明社会，在一个聪明的社会里也就无所谓谁比谁更聪明了。
　　
　　社会文明似乎有非逻辑性的演进，真理也有了保鲜期。那些我们维系了数千年的人伦大纲、生命价值都坍塌了，那些我们用一生恪守的天理都被丢弃在遥远的古道梦乡中。模糊记忆中精神价值的余温尚未散尽，奉献精神、献身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舍己忘我精神、先人后己精神等等都已被遗弃，一言以蔽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如果有人说，这些都是大道理，蒙人的，可老实做人不应该丢弃吧，谁愿意自己置身于一群聪明绝顶、算计精准的人包围之中？这听起来可怕，可现实又是如此逼真，所有聪明人总愿意身边是一群老实人围着自己，而事实恰恰是自己被一群更聪明的人包围着，小心地审视一下自己周遭的聪明世界吧，哪能嗅得出老实的馨香。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在一个聪明的世界里老实是如此稀缺，在这样一个核裂变式的时代里，我们每天打拼的是速度和智慧，而忠厚质朴是跟不上时代敏捷步调的。于是老实就这样可笑、可哀、可叹、可悲地挣扎。70年前，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狠狠地说：“老实是无用的代名词”。于是我们开始警惕那些大奸似忠之人、那些摇尾乞怜之人、那些示弱凌强之人；伟大领袖毛主席后来又教导我们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于是我们又老实地活了几十年。听毛主席的话也许没错，中华文化绵延千年，就在于它的修复能力与纠偏性，而我们希望中的社会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悲观。
　　
　　你不得不感叹，中国语言实在是惟妙惟肖——“聪明绝顶”，活灵活现地画出了聪明人的面貌。巧的是我们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赵章光就是专治秃子的能手，给聪明绝顶的脑袋多长几根毛减弱一下你聪明决堤的智慧流，过几天正常人的日子，也许是治秃的另一种收效，而亘古不变的济世良方则是：老实人吉人天相，自然有上苍的眷顾。
　　
　　倘若老实是上帝留在每个人心底的一张白纸，那我们期许白纸上最美丽的图画就应该是公平；倘若一个老实本分的人都得不到公平，那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豺狼的世界。
　　
　　东汉初年，辽东一带的猪都是黑毛猪，当地人也都习以为常。忽然有一天，一个人家的老母猪生了一窝毛色纯白的小猪，大家都争着跑到他家来观看。
　　
　　这里的人都认为这一定是一种特异的品种，羡慕之余，有人给他出主意：“这种纯白色的小猪一定是天下少见，你应该将它们献给当今皇帝，我猜皇帝一定很高兴，就会重重地奖赏你。”还有人给他出主意说：“自古物以稀为贵，我看你还不如把这群小白猪拉到燕京市场上去，一定能够卖个好价钱。这可是个赚钱的好机会，你千万不要错过了。”
　　
　　这人听着大家的建议，果然心动了。琢磨了一阵之后，心想不管是献给皇帝还是拿到市场上去卖，都要先到燕京再说。于是他把这群白色小猪装上车，向燕京出发了。
　　
　　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跋涉，他终于到了燕京。小猪经过这段时间的成长，也都成了大猪，他非常高兴，心想这回可要发大财了。但是当他到了燕京市场上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这里到处可见白毛猪，不仅不足为奇且不说，价钱还不如辽东的黑毛猪高，反而是黑毛猪在这里十分少见。这个人眼看着猪卖都卖不出去，也就没什么必要献给皇上了，心里十分懊悔，心想自己当初真是太冲动了，要是在当地卖了还能卖个好价钱。
　　
　　他傻傻地站在那儿发呆，忽然一个想法涌上心头：既然辽东没有白毛猪，这里的白毛猪价格又很便宜，我为什么不从这里贩几十头白毛猪回辽东呢？那才是真正的物以稀为贵呢，肯定能赚上一笔。于是他就从燕京贩了几十头白毛猪回了辽东，果然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接着他又从辽东贩黑毛猪来燕京卖，也大赚了一笔。
　　
　　聪明人、老实人之间的戏剧性，就像辽东黑毛猪、白毛猪的角色互换故事一样，这话听起来刺耳，道理是一样的，它符合经济学上的零和游戏法则。自然界的总能量是守恒的，因果是互换的，有些事随着环境的改变其价值也就自然转变，当全天下都被聪明人挤爆的时候，老实人一定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