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在上海虹桥机场转机时，天下起了阴冷的秋雨，寒气立马袭满了周身，我由不得打了一个寒战，一旁的赵章光见我冷，硬要把自己身上穿的皮衣脱给我。我一个健康的中年人，怎么能接受一个长者的照顾呢？赵章光说他是医生，照顾人是他的本分，只要别人不舒服，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去舍己相助，这是他的毛病。这话让我僵硬的身体活络了起来，我想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角色的定位有时清晰得冷酷，有时又模糊得让人无从适应。职业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基因，有时无法和你的生物基因严格地切分。比如医生、教师、或者法官，我们不能够接受手术台上的白衣天使一手拿着手术刀，一手索要红包；我们也不能够容忍讲台上为人师表的老师，面对我们是谦谦君子、知识楷模，背地里却是无赖与衣冠禽兽；我们也不能够接受以公平和公正来直指社会不平与丑恶的人，在他的背后却操纵着公平，在制造着丑恶。
　　
　　我的这番愤青的言论似乎触动了赵章光，路上他跟我讲了对自己一生都产生影响的一个故事——他的恩师曾给他讲过的一个在当地享有盛誉的医生的故事。
　　
　　一天，这位名医的诊所里来了一个青年妇女找他看病，他检查后发现，她的子宫中有一个肿瘤，需要动手术切除。这个病人很快就被推上了手术台，他手握手术刀切开了她的腹部，向子宫的深处仔细地观察，当他准备下刀时，突然他的双手猛地震动了一下，差点将手术刀滑落进了病人的腹腔。将他惊出一头冷汗的原因是，他看到了一件令他难以置信的事。在这位妇女子宫里的并不是肿瘤，而是一个胎儿，怎么办？他的内心开始了痛苦的挣扎，如果装作不知道，把胎儿切除，然后告诉病人肿瘤已被摘除了，那一定会受到病人的感激，并称赞自己的医术高明。如果相反，告诉病人实情，并承认自己看走了眼，那毫无疑问他将声名狼藉。
　　
　　仅仅是几秒钟的时间，他毫不犹豫地缝合了这位青年妇女的刀口，待病人从麻药中苏醒后，他告诉病人和家属：“对不起，这是我的失误，你不过是怀孕了，并没有肿瘤。现在母亲和孩子一切都很好，你一定会生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宝贝。”病人的家属听到这话惊呆了，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几秒钟，又是几秒钟，回过神来的病人的丈夫冲到了他的跟前，抓住他的衣领疯狂地怒吼道：“庸医，我不会放过你的！”
　　
　　半年后，病人果然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而这位医生却永远地离开了他钟爱的医生岗位，他的朋友非常惋惜，并责怪他：“为什么不将错就错？你不说谁能知道呢？”这位医生淡淡地说：“我自己知道。”
　　
　　赵章光生涩的浙南普通话原本说得像天书，但这一次我却听得清清楚楚。我无意把赵章光说成是一个道德完人、济世良医，但至少他让我知道他所从事的事业，什么是最高追求，什么是职业底线。
　　
　　2007年12月17日，我陪赵章光一行人住进了日本东京新宿的王子酒店。东京的寒夜没有北京想象的那么冷，深夜12点钟，街上的行人渐渐地稀疏了。从新宿地下铁乘四站就到了银座，银座是日本最繁华的一条街，也是举世瞩目的商业中心区之一，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品牌都在这里展示着自己的价格魅力。这时，一个精神矍铄的中国老人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在银座流光溢彩的霓红灯的闪烁中指点着迷津。看着头顶半空中硕大的中国名牌电器——海尔的巨幅广告牌时，赵章光的脸上洋溢着欣喜的神情，心中升腾起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边上有人开始激赵章光说，这个广告牌贵了去了，每天大约是一百万日元，听了这话赵章光的自尊心被狠狠地刺了起来。边上又有人建议赵章光，应该把海尔的广告牌撤下来，换上101毛发再生精，未等对方话音落下，赵章光就说：“这个主意不错，明天我们研究一下。”其实我心里知道，此时此刻，刚刚进入日本的101，是绝对没有这个实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