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的时间很充裕，趁机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籍，这些书都是我在香港时买的，它们如此引人入胜，让我暂时忘记了希腊和希罗多德。我一直相信，我能在这儿长期工作，所以我想，首先我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我并不知道，那时报道和撰写关于中国问题的记者都长驻香港、东京和首尔，这些记者或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但他们都精通中文，像我这样住在北京的记者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也很不现实。

我一直觉得长城无时无刻不陪伴着我，这座长城并不是我几天前在城北边登上的那座长城，对我来说既可怕又难以逾越的长城，是语言的长城。这座长城从外围卡住了我，因为每每有中国人想与我交谈，我都听不懂，我既看不懂这里的报纸，也听不懂广播，既看不懂墙上写的标语和口号，也看不懂商店里的商品名称，当然更看不懂政府部门入口处的汉字，一句话，就是什么也看不懂。我无法找到一个字母或者一个词，可以让我轻松自然地照猫画虎地临摹。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什么也不懂，什么都是糊里糊涂不可知，像在印度时一样！在那儿我也看不懂当地密密麻麻的印度字母。如果我再往前走，是否还会碰到类似的障碍呢？这种语言字母像是天书，是谁发明的？是怎么形成的？不管怎么说，在语言形成的最初阶段，是由某一种字衍生的吧！而这种字又是谁发明的，有什么方法能让人记住呢？也许是通过口口相传，也许是把这种拼写方式记录在某种物体上，也许是书写在一个什么板子上，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为什么一个同样的东西，人们却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书写出来呢？在我们整个地球上，人、山脉或者树木看上去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为什么每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差异却如此之大？这都是为什么？为什么在不同文化中所存在的初始的字，比如说“花”，在有的地方，是竖着写出来的，有的则是用画圆圈来表达，而在另一些地方却用两笔或者用球形表示？这是一个人做出的决定还是集体做出的决定？他们事先讨论过这个问题吗？他们是在篝火边讨论的还是在家庭会议上讨论的？是在部落会议上确认的还是由年长的人最后拍板敲定的？是由江湖上的人还是占卜者确认的？

事到如今，我已经无退路可走，这也许是因为，任何事物都会有自己的内驱力吧。

于是，我就开始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我练习写汉字，先向左画一撇，再向右画一捺，这样看上去好像一切都不同，结果是，我越是想写好，越是弄巧成拙，越弄越复杂，因为，字母进化这一残酷的逻辑，往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令人难以琢磨，也就愈加令人费解，甚至常常使人难以领悟。

尽管印度语和中文的书写方式对我来说都同样难，可是这两个国家人民的行为方式却明显不同。印度人显得很放松，中国人表现得很拘谨，警觉心很强。印度人即使在拥挤不堪时也不会成群结队，他们的人群显得很松散，杂乱无章，缓缓地流动着；而在中国，人多拥挤时，人群也是成形的，显得纪律性极强，看上去是列队行走的。给我的印象是，在中国，即使人多时，人们的头脑中也总会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在领导他们、指挥他们；而当印度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则会像在古希腊法院那样，有一群数不清的松散的神陪伴他们左右。如果说，在印度人中发生了什么令人好奇的事儿，人们就会蜂拥而至，驻足在那个地方，围观，议论纷纷。而在中国人群中如果发生什么事儿，人们会目不斜视，继续前行，显得很恭顺，犹如视而不见。印度人表现得十分墨守成规、神秘而又虔诚；他们似乎生活在一种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令人十分容易感知他们这种精神世界的表征。虔诚的信徒们匆匆行走在每条大街小巷之中，朝圣的队伍纷纷涌进大大小小的寺院和庙宇——在这神的所在地，成群结队的人们集结在神山脚下，在神河中沐浴净身，在神火燃烧的柴堆上举行天葬。然而中国人给我的印象却是，朴实谨慎、不露声色。他们没有闲暇进寺院寺庙，因为他们得诚恳地去实践毛主席的教导，他们要用严格恪守各种规定的行为代替拜神，要用在生产队辛勤劳动代替朝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