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立言最糟糕的想象中，他觉得这辈子实在混不下去，完全有可能在月黑风高的夜里去盗墓、走私文物，提着脑袋去滇缅边境贩毒、倒卖枪支，冒着憋死在集装箱里的危险偷渡到中东给石油富商的儿子们教汉语拼音和中文，就是没想到过要开酒楼。

父亲从民国年间就经营酒楼了，锅碗瓢盆与油盐酱醋中的一生就像一盆大杂烩，看上去色彩丰富，一伸筷子，里面杂乱无章。及至大哥齐立功接手天德酒楼成了柳阳湖边的暴发户，整天腆着肚子很招摇地掠过这座城市贫穷的目光，动辄以肉很多的手指着他的鼻子教训他“不务正业”，可一旦食客上门，哪怕食客是地痞、流氓、贪官污吏、江湖骗子，一律孙子的表情，那模样跟一个站街卖笑的妓女没什么两样。

在齐立言看来，开酒楼的人就是一介伙夫，说得再好听也就是一个厨子，从头到脚散发着呛人的油烟味和鱼肉气息，一身与时俱进的肥肉每天都在加重两腿的负担，走路时步子沉重得像是正在火葬场参加遗体告别，这种日子不仅将人歪曲得面目全非而且还养成了太多的不良习性，他们早晨起床很马虎地洗漱好后要花很长时间跟镜子里的脸较劲，挤眉弄眼地要让脸上的微笑准确地流露出讨好卖乖的生动与卑琐，然后再批量复制给形形色色的食客们。

酒楼，这个祖传家业在齐立言的眼中是没有体面和尊严的。

张慧婷拒绝跟齐立言亲热的那个夜晚，齐立言对着妻子冷酷无情的脊背情绪败坏地说：“开酒楼还不如开妓院。”张慧婷以固定的姿势扔出一句话：“那你就开一个妓院给我看看！”

齐立言一阵透心冰凉，他听到了深秋的夜空里提前抵达这座城市的北风正在尖锐地削过屋顶，好像有一片瓦掉到了院子里，清脆而短促的碎裂声像是抵着他的脑袋开了一枪。

齐立言对酒楼的敌意缘自于酒楼打破了多年来一成不变的家庭格局，让他这个三弟兄中的老三成了名副其实的“瘪三”。当老大老二可以把钞票当餐巾纸用的时候，他住在旧社会留下来的老屋里连煤气罐都用不起，所以，他不可能以平静的心情面对自己因一贫如洗而被日益冷落的难堪，最让他无法容忍的是，当年寻死觅活要嫁给他的妻子张慧婷也对他绝望了，自去年冬天以来，她面对着经常熄火的蜂窝煤炉和一败涂地的齐立言，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离婚！”离婚就像张慧婷日常生活中的一把牙刷，每天早起晚睡的时候都要用上。

如果把时间定格在十五年前的那个中午，齐立言走进齐家四处漏风的院子，一院子的阳光都是他的，他手里攥着省机电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头顶上落满了夏天的阳光以及比阳光更加灿烂的光荣与骄傲，大哥二哥的眼睛直勾勾的，羡慕嫉妒中掩饰不住内心深处的自卑。齐立言是齐家三兄弟中唯一一个中榜的儿子，虽说只是一个中专，但在一九八四年的齐家就是状元，齐立言去省城上学前，齐老爷子倾其所有，大宴亲朋，流水席开了三十多桌，荷叶街的街坊们抹着一嘴的油水都恭维齐老爷子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高兴得老爷子一脸春风。

老爷子齐修仁先生在国民党时代虽然只读过三年私塾和两年高小，但《四书》、《五经》信手拈来出口成章，是柳阳城里唯一知书达理博古通今的商界名流，他认定两千多年前孔孟之道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训诫是人生的最高指示，所以齐修仁从岳父手里接过天德酒楼的第二天，就请晚清最后一个秀才周济世先生书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家里的中堂两边：“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唯有读书”，像是对后辈的勉励，也像是对自己没能跻身“学而优则仕”的感慨和无奈。老爷子在商不言商，其重文轻商的人生立场可从对三个儿子的调教中一目了然，老大齐立功下放回城刚刚在街道手套厂谋了一个饭碗，高考恢复了，老爷子逼着齐立功离职回家复习考试。那时候，“文革”年代初中毕业的齐立功说两句话最少会蹦出三个错别字，见了汉字就像见了苍蝇一样痛苦，他曾背地里对老二齐立德说过这样的话：“我宁愿坐牢，也不愿读书。”齐立功考了三年，名落孙山，还丢了街道手套厂的饭碗，后来靠在巷口摆个馄饨摊子得过且过地混日子。老二齐立德水平要高于老大，“四人帮”倒台，齐立德高中毕业，考到第四年的时候，差一分没录取，这一分就将一个人从天堂赶到了地狱，最后在市酱醋厂门市部卖了十二年酱油直到下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