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回到家乡，吃过晚饭，一家人在图书室里谈天说地。这时，电话铃响了。

电话是国务卿艾奇逊打来的。艾奇逊也在周末躲到了他在马里兰州哈伍德农场的家中，那个害了共产主义恐惧症的麦卡锡议员对他的指责令他焦头烂额，他想回到家乡来好好睡个觉。晚上二十二点，他桌子上的白色电话铃响了。这是个越洋电话，对方是美国驻汉城大使约翰·穆乔，电话的内容是：朝鲜战争。艾奇逊的第一个反应是，派人去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联系；第二个反应是，向正在度周末的总统通报。

杜鲁门在电话里同意艾奇逊的安排，但艾奇逊不同意总统连夜赶回华盛顿。“这样会引起全国的恐慌，”国务卿说，“况且，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呢。”

杜鲁门怀着复杂的心情度过了一个多梦的夜晚。

第二天，像狩猎般蹲守在总统农场周围的记者们发现，总统上飞机时衣冠不整，神色慌乱，两个随行人员仅仅晚到了几分钟，总统便把他们扔在跑道上不管了。

二十六日晚上七点十五分，应总统的邀请，白宫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们与总统一起在布莱尔大厦共进了一顿白宫人员匆忙准备的晚宴。撤去餐具后，餐桌直接成了会议桌。会议通过了艾奇逊提出的三点建议：第一，授权美国驻远东军队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对南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第二，命令美国空军在美国使馆人员、侨民和滞留在朝鲜的美国公民撤离时，轰炸北朝鲜人民军地面部队；第三，命令美国第七舰队立刻开往台湾海峡，阻止中国大陆的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注意这个第三，这是一个至今仍让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建议，它针对的是战争之外的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场发生在朝鲜的战争，与中国的台湾有什么联系？包括杜鲁门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们当时并没有想到，正是这第三条建议，使世界上从来没有交战过的两个大国卷入了一场死伤惨烈的空前残酷的战争。

中国的毛泽东没有星期天的概念。北京城中松柏掩映下的古代皇家园林里一个叫丰泽园的地方是他的家，同时也是他的办公室。他在那里读书、吃饭、散步，接见需要见他的人。除了出席必要的会议和外出视察，他很少走出那个中国式的幽静的院落。前几天，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他的一个十分有名的讲话，叫做《不要四面出击》，讲的是处理好各阶级、政党、民族各方面的关系，以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树敌太多对全局不利。毛泽东讲话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后，他所领导的中国不但要出击了，而且要出击到国境线以外。

那天屋子里有点热，毛泽东让卫士把他夏天用的大蒲扇找出来，卫士给他的是一把新的蒲扇。中国的蒲扇是用一种名叫蒲葵的植物叶片做成的，卫士拿来的扇子还带着植物的清香。

毛泽东说：“去年的那把不是很好嘛。”

卫士说：“那把坏了，扔了。”

毛泽东不高兴地自语道：“那把还是很好用的……”

毛泽东面前的桌子上放的是这个新生的国家马上就要颁布的一部重要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三亿一千万人口的解放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是新中国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这一法令明确规定了土地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法。另一份文件是八天前以政务院名义发布的《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和暂行办法》。多年的战争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毁灭性破坏，人民的温饱问题亟待解决，首先需要的是粮食。政务院决定拿出二十亿斤粮食来缓解燃眉之急，不知是不是杯水车薪。桌子上还有一份关于英国人查理逊和美国人托马斯伙同西藏摄政大札秘密组成“亲善代表团”打算去美、英等国请求外国势力支持“西藏独立”的调查报告。新中国成立以后，西藏反动势力企图“独立”的活动日益加剧，“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当毛泽东接着看到西南军区一份关于匪患严重的报告时，他的心情开始沉闷了。建国已经几个月了，而分散在这个国家偏僻地区的原国民党散兵和土匪大约仍有四十万之众。西南军区的报告说，四川地区于二月，贵州地区于三月，云南地区于四月，土匪们开始骚动。这些土匪传播谣言，说蒋委员长马上就要打回来了，新政权长不了了，于是威胁群众、破坏交通、抢劫物资，他们杀害的政府和军队工作人员已达两千多人。经过半年的剿匪战斗，虽然歼匪大半，但还有不少漏网分子隐藏起来，这是新中国的心腹大患。

毛泽东走出房间，在院子里散步。初夏的北京，天色湛蓝，草色新鲜。丰泽园内苍翠的松柏树龄都在百年以上。毛泽东没走几步，就听卫士在身后轻声地说：“毛主席，总理的电话。”

电话的内容是：朝鲜战争。

对于邻国发生战争，毛泽东并不感到意外。但是，由此带来的一个他曾经意料过的问题此刻还是让这位伟人陷入了深思，这就是：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