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接到渡过鸭绿江的命令时，第三十八军中一个名叫高润田的排长独自来到开原城郊的一座古塔下。他在杂草丛中挖了一个坑，把他的全部“家产”——几枚解放东北、华北、滇南、中南的纪念章，一枚“勇敢顽强、艰苦奋斗”的勋章，一枚军政大学的校徽，一本中共“七大”的党章，一份入党志愿书，一枚刻着他名字的印章，一个笔记本——用雨布包裹好，放在土坑里，上面扣上一个洗脸盆，然后用土严实地埋起来。这件事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按照军队的一贯做法，个人的“家产”应该存放在留守处，以便万一牺牲了，存放的东西可以转交给他的亲人。高润田排长之所以这么做，是他坚定地认为不但自己的军队可以凯旋而归，自己也一定会活着回来——“家产”埋藏的地点标志是明显的，因为什么都可能改变，但这座古塔已经在这里矗立几百年了，它决不会在打美国鬼子的这几天里消失了。
　　
　　做完这件事，高排长就跟随部队过江了。
　　
　　第十三兵团的四个军，此时是一支从服装上看没有任何标志的军队。土黄色的单衣和棉衣混杂在一起，人和驮炮的骡马混杂在一起，士兵的头上顶的是树枝树叶，胳膊上扎着白色的毛巾——这是中国军队统一配发的毛巾，上面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字已被剪掉。夜色沉沉，战士们的脚步声和骡马的喘息声在黑暗中显得急促而杂乱。渡江在军事上是绝对机密的行动，部队全部是黄昏开进，拂晓暂时停止，第二天黄昏再次开始。
　　
　　首先越过中朝边境的是第四十二军作为先头侦察部队的一二四师三七○团，他们比大部队的行动时间提前了三天。十月十九日黄昏十八时，第四十二军五万余人的队伍从满浦铁桥和临时搭建的浮桥上渡过了鸭绿江。他们前进的目标是朝鲜北部的长津地区。那一天风寒雨冷，军长吴瑞林和政治委员周彪站在铁路桥头中国境内的一边，身边经过的是背着行李、扛着枪的长长的士兵队伍，还有驮着弹药和小炮的骡马。吴瑞林和周彪背对着鸭绿江，向着祖国的方向看了好一会儿，除了零星的村落灯火之外，他们看见的是一个空旷而宁静的夜晚。
　　
　　紧随第四十二军渡江的，是第三十八军，他们集结的目标是江界——现在那里是北朝鲜的临时首都。第三十八军刚刚行军到江边，就接到立即渡江的命令，原因是前边军情紧急。过江的时候，有士兵在队伍中说话，立即被干部制止了，说是别让天上的美国飞机听见，于是士兵们从此说话的声音就极小了。
　　
　　第三十九军的一一五师、一一六师从安东过江，一一七师从长甸口过江，目标是龟城、泰川。“我坐在吉普车里，伸手就可以摸到鸭绿江大桥，大桥像从两国土地上伸出的一双手臂，在江中相拥……”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回忆道，“队伍非常肃静，每个人都在默默地走着，谁也没说什么话，但我听出有的战士在数这座桥有多长——从中国到朝鲜只有一千五百步的距离。车过大桥中央，也就是两国分界线，我听到车旁队伍中有战士激动地问干部：‘连长，现在是几点几分？’”
　　
　　第四十军的官兵也在安东过江。他们到达安东时，正是一个秋雨中的夜晚，整个小城空寂无人。安东市民对中国军队要到朝鲜打仗这件事心态已经十分平静了。安东沿街的玻璃窗都贴着防空的米字形纸条。由于事先的保密，没有市民出来看大军过江。第四十军的四列纵队走在积水的街道上，雨中的街灯留下摇摇晃晃的影子。走上鸭绿江大桥时，官兵们的心跳声和脚步踏在桥面上的声音在夜空中显得格外清晰。大桥中间，有一条中朝两国士兵守卫的白线十分醒目，那就是中朝国境线。当官兵们走过这条白线时，异样的感觉油然而生。先头部队还没有走下大桥，一辆苏制吉普车鸣着短短的喇叭在桥上缓慢地超越长长的行军队列。士兵们习惯地为吉普车让开通行的路，吉普车越过那条白线，迅速地消失在朝鲜境内的夜色之中。没有人给予这辆吉普车特别的注意，恐怕连第四十军军长温玉成都不知道这辆吉普车里坐的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