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曾经满怀着愤懑不公的心情找到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想要问明缘由，却见郑先生也是满脸茫然。因此，王世襄判定这是故宫党委会的集体决定。多年后，王世襄依然对此愤慨有加，认为做决策之人只知道阶级斗争，却没有文化与修养。王世襄就这样黯然了结了与故宫博物院的因缘，他曾经想为它奉献终身，曾经想徜徉在故宫博物院那恢弘博大的文化汪洋中，肆意挥洒自己的才情，却在刚刚想要大显身手的时候被强行撵走，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

离开了曾经要一辈子为之献身的故宫博物院，是王世襄一生的遗憾，更是故宫的损失。王世襄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曾经在“清损会”工作，在为争取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且，王世襄在美国博物馆考察多时，对西方美术、博物馆的管理、庋藏、陈列等方式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这一切的一切，都随着他离开故宫而烟消云散了。

当时的故宫博物院，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有谁关心文物的保护与故宫的建设呢？没有人认识到王世襄的价值，更不会对王世襄的离去感到惋惜。直到1954年，吴仲超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开始将人才队伍的建设提上日程。

吴仲超先生（1902-1984）, 上海南汇人，青年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党务工作中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吴仲超既是一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又是一位热爱文博工作的事业家，1954 年6 月，被政务院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同时兼任文化部部长助理。上任伊始，他注意到故宫博物院人才匮乏，就选择了一些在文物鉴定方面有经验的人进入故宫，还大胆启用在“三反”“五反”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他特别关照唐兰、单士元、徐邦

达等一批老专家，让他们大胆地在自己的领域内做深入研究。

朱家溍就是在吴仲超当院长之后又被请回去的。当时，求贤若渴的吴仲超曾经想通过文化部把王世襄调回故宫博物院工作。但当时王世襄对于在故宫博物院受到的不公待遇仍然心有余悸，而惜才的音乐研究所也流露出舍不得王世襄离开的意愿，王世襄与故宫结合的机会就这样令人遗憾地错失了。王世襄后来被吴仲超院长聘为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专门委员和文物修复委员会委员，并在故宫设有专门的休息室。但是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方式，又怎能弥补得了王世襄心中对故宫博物院的怨愤与眷恋？

此事令王世襄久久不能释怀，直到王世襄93 岁高龄时依旧撰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者真也》，在文中写道：“故宫曾是我终身相许、全心全意、愿意奉献一生的单位……‘反右’鸣放中我提的意见是：‘三反’集中学习不该采用中央早有明令禁止的‘逼供信’；没有确凿证据不该关押我达十四个月之久；清理追回文物没有盗窃问题，释放时就该有清白无辜的结论；我无罪而又收回大量国宝的功劳，文物局、故宫不该把我开除。”已届九旬的王世襄自知来日无多，这时他多么希望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对自己的不公正遭遇有一个明白的交代。可是没有人能对那段历史负责，正如王世襄所希望的那样，只有待后人替他讨个说法了。

在整理此书的过程中，2009 年11 月初，我曾采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说到王世襄与故宫的关系，郑欣淼院长也是一番感慨：

王先生对故宫可谓感情很深，那个特殊的年代做出的错误决定让王老一直耿耿于怀，但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谁又能站出来说什么呢？我曾答应王老给他写一篇文章，可一直没有时间，听说王老生病住院了，但愿一切平安！

这是我与郑欣淼院长的简短谈话，郑欣淼院长曾答应之后再做详谈，可惜随后几次联系，皆因太忙而作罢，直至2009年11 月28 日王世襄先生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