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谈谈您是怎么想起来写这么一个煤矿上发生的故事呢？

杨哲：以前在杂志上看过一篇报道，讲煤矿的，说有个矿工每年就打两次工，分别是寒暑假。因为他是一名小学教师，而学校发不起工资。矿工这活虽然危险，但毕竟在他眼里是最赚钱的工作。甚至有时候连学生的书本费，也得从他挖煤赚的钱里头出，因为学生家里更穷。有意思的是，这篇报道翻到背面，就是豪华轿车的广告。一瞬间，地狱天堂。我知道，这教师矿工，当不了中国最感动的人，因为他身体健康，婚姻幸福，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愿意面对他的真实存在。他是被有些人刻意忽略掉的人。但我希望人们能重视到这类人的存在。而且不光是这一个人，还有更多的社会问题需要我们关注，环境的污染，传统的丧失，社会的不公……

记者：不觉得这样的题材太沉重了吗？大部分人在读书的时候都渴望得到的是愉悦。

杨哲：良药苦口，而且重要的是，要看你怎么包装。《西游记》是一本很通俗，很受人欢迎的小说。但是明眼人眼里，它通篇都在揭露社会阴暗面。玉皇大帝的看门狗敢随便来欺负老百姓，这不就是在挖苦朝廷么。《埋》也一样，你看到的只是一个精彩的悬疑故事，只有当你看完，反思一下，你才会明白，喔，杨哲原来说的是这么个东西。我始终记得我的导演课老师给我们的教诲，虽然说的是电影，但是放在文学上也是通用的。“好的电影，是让你在电影院里的时候只顾得上捧腹大笑，出来的时候才会思考的东西。只要装X的人才会一直摆着思考者的面容。”

记者：所以你在创作《埋》的时候特意加入了很多笑料？

杨哲：准确的说不是加入。而是故事本身，它立在那，就挺荒诞的，挺黑色的。说起幽默，我们通常对它的理解有点狭窄。幽默分很多种，一种是纯语言的幽默，譬如冯小刚的电影，我们说是小品式的电影。经常有人把其中的台词挑出来。你完全不看故事，你看那几句台词，也能把你逗笑了。但是你反观美剧。美剧里的经典台词，必须要贯穿在故事里，你才能感觉到它的魅力。它的精髓在于荒诞的剧情，而台词只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我更偏向于，在故事上来玩幽默。谁说社会悲剧就不幽默了。在中国有很多事情，譬如不给红包就缝你肛门，一踢就倒的大楼，很多事你琢磨一下就会觉得，太荒诞了，太搞了。虽然你在笑过之后会觉得很心酸。但你没有敞开去笑的时候，我便无法趁你不备捅你一刀。

记者：很好奇你的故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节，能像你说的这样幽默之余又能引人深思？

杨哲：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个村子为了发展经济，被污染彻底毁灭了，成为了癌症村，或者说叫鬼村。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考虑移民去大城市去。但他们走之前，他们要从别人那榨干了钱再走。而村子里的老百姓，从来都是任人欺压的。他们始终沉默着，看起来那样无力。但他们就像海藻一样，聚集起来，它们可以掠夺海里任何其他生物呼吸的空间。故事里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是自以为聪明的人，他们也的确身份是各种社会精英。他们以为他们统治着一切，但其实，他们只是被他们眼里的傻瓜们玩弄着。

记者：这个故事都是你虚构出来的？有没有下乡去体验一下生活？

杨哲：首先，这个故事的根基，就是一个悬疑破案的故事。希区柯克塑造了各种各样的疯子，但他本人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人家也没去精神病院呆过。悬疑其实是种天赋。譬如夜里，我听见管道里的水声，我就会感觉到一种放大的恐惧。这种敏感是天生的。很多怪念头，总在我脑袋里盘旋。至于说人物怎么刻画，以前写校园文学的时候就有过一种感觉，一所校园里能够包容一个社会。那么一个村庄，更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缩影。这里有统治者，有支持统治者的有钱人，有立牌坊所谓德高望重的人，有苦难的老百姓，有在中间不上不下随时墙头草的人，这些人物根本不需要你费力去编。你观察下你们楼下的人都在干嘛就够了。

记者：你以前写的校园文学都是情感类型的，怎么这回突然转型写起了悬疑小说？

杨哲：这应该说是一种成长。十四五岁的时候，你经历了什么，于是把那什么写下来，那是一种类似于日记的，对生活的还原。应该说是无意识的行为。如果有意识的话，顶多就是看着自己写了好几十万字，很有成就感。但现在不一样。我很清楚我的目标，我要写一本能够引起人们思考社会问题的书，而且我需要采用一种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写，譬如悬疑，这很有商业性。而且我要用这本书证明我的写作技巧。我快到三十岁了，我要做一本让70后60后不再小瞧我们80后的书。

记者：也可以理解为你写这本书是为了给80后争光？

杨哲：争光这词感觉像是小学生作文里才会出现的词。但事实上就是如此。现在80后其实活着挺憋屈的。快到而立之年了，房子买不起，婚结不起，这是物质方面的问题，而精神上则更迷茫。十年前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一堆80后作家出来了，大家觉得，我们和前人不一样，我们独立，自由，有才华。既然十八岁的时候能出书，二十八岁的时候就能占有世界。我们轻视余华，莫言。觉得到了他们的年纪，我们肯定能写出流芳百世的大作。但十年转眼就过去了，那些80后的领头兵，要不然就是继续骗着一代又一代的小学生，要不然就改行做杂志主编去了，等于利用别人的创造力。没人再提，我想做一部伟大的作品。我觉得是80后提前衰老了。在本来还该很有激情的岁数，就已经完全向商业妥协了。而即便说商业化，他们也无法和刘震云参与电影啊那类的文学商业化相提并论。所以现在的80后，实际上再没有任何骄傲的资本了。但是，我一直坚持认为，既然我管自己叫作家，所以无论如何，我也该有本配得起这个称号的作品。我觉得80后应该有更多的人去追寻自己的梦，而不是被金钱拖垮。

记者：你觉得80后被金钱拖垮了？

杨哲：其实你看看80后的偶像们都在干嘛就行了。一个在炫耀他的汤臣一品的海景，另一个人炫耀三辆跑车，给五个女朋友一人一张不限额的卡。大家都在炫耀怎么烧钱。没人炫耀自己憋出了一个多么棒的作品。那谁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我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打算过俩月出本书。好像这俩月随便一写，就能出部杰作似的。是，你随便写本书，能赚个几百万，但你真的就相信，你随便俩个月写出来的，那就是文学作品吗。作家不再对文学负责，只对金钱负责。而且他还是个有名了的成功了的作家，他如此浮躁，他给那些没成功的，没钱的，没女人的，每天都在做梦，想成为他的新人们什么榜样力量？于是乎，全国的创作者都在浮躁。的确，这个社会到处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因为，文化就是如此。因为做文化的人就是如此。

记者：你觉得作家都是背负着影响社会的使命？

杨哲：我反对把艺术当道具用来教育人这种行为。我的书可以探讨社会问题，但我不会给出一个答案，然后告诉读者们，你们该听我的。同样在作家的使命感上，作家也不该站出来，告诉别人你该怎么做。但我觉得作家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譬如余华写《活着》，我会觉得，60后们很有水平，我会受到影响，也想写出本杰作。我觉得榜样的力量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当作家的话，我就想写本好书。我大学是学影视导演的，那我就想尽力去拍出一部好片子。我做好我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些无论是造酒的还是做鞋的，看到别人通过认真努力成功了，于是自己也会琢磨，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努力认真，让自己获得成功。如果我能起到这个作用，我就无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