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月后，赵兴元的那支章丘造换成了汉阳造，当班长后变成沈阳造，后期又换成三八大盖。当副指导员后，开始用驳壳枪。这些枪支，都是由战场缴获和职务变化而配发、专用的。从山东到东北，再打到海南岛，他用过的长短枪不下十几种，步兵连、营装备的各种武器，除了小炮，几乎都用过了。1946年春本溪保卫战，关键时刻机枪突然不响了。机枪手是个刚解放过来的俘虏兵，说机枪故障。指导员兼连长赵兴元一脚踹开他，抱起那挺捷克式，一阵猛射。

他的最后一支枪是支卡宾枪，在东北缴获的。先后有3个通信员用过它，两个倒在东北战场上，就倒在他身边，另一个在朝鲜牺牲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征集文物，我采访前不久，他把它献出去了。最后一次擦拭，他不知道用了多少时间，看着，抚摸着，泪水扑簌簌滚落着。纪念馆的同志把枪拿走了，他送到大门口，站那儿望啊望啊，心头空落落的，灵魂仿佛也随着那枪走了。

如今，一些军事、兵器杂志经常介绍各种型号的新枪。美国的，德国的，瑞典的，以色列的，还有国产的，那么精致，有的还奇形怪状，那些英文，或拉丁字母，更是让他费解。可只要是枪，拿到手里，不能说运用自如，摆弄起来也绝非难事，因为他的心和它们是相通的。

“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这是军人常说的一句话。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老军人的感觉，那冰冷的金属，泛着光泽的油亮的木质枪托，都是有生命、有灵性的，和操持他的军人是一体的。军人的标志不是军装、军衔，而是人与枪的结合，人枪合一。一个没有枪的军人就像只没牙的老虎，在某种意义上是算不得一个军人的，起码算不得一个战士。

终于有了第一支枪时，赵兴元没有这种感觉。那时，14岁的少年就是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胆壮了，能够打鬼子了。

第一次战斗，无疑是印象深刻的。

那是赵兴元有了那支章丘造马拐子不久，4支队围攻莱芜县口子镇，1连的任务是在镇东15里处的吕家勤村附近打伏击。一夜行军，拂晓前赶到，将电话线割断百把米，连队就在路边的高粱地潜伏下来，等着敌人出来挨揍。

世上男孩子大都有个英雄梦，这梦又大都与枪和战场上的厮杀有关。赵兴元也不例外。还未脱下开裆裤，他和一般大小的孩子们最热衷的游戏，就是拿根棍子比画着，满世界追逐、喊叫着“打仗”。那时没有杨靖宇、赵一曼、董存瑞、黄继光这些英雄榜样。那时每到农闲时节，一些说书人就走村串乡，讲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讲《三国演义》中的五虎将，讲“精忠报国”的岳飞。他最崇拜这些英雄好汉。他最初的也是最原始的军事知识，也是从这些说书人的口中得来的；而听说东洋鬼子来了，特别是耳闻目睹了前营庄、相公庄、浅井庄惨案后，少年赵兴元就渴望有支真枪了。他不知道中国有句话，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却已经见识了战争和死亡。他知道，他和乡亲们若不反抗，那屠刀迟早也会杀到他和他的亲人头上。

这回终于要打鬼子了！

他激动得有些亢奋，以至于拿枪的手一阵阵发抖。他不知道打起仗来会是个什么样儿，甚至怀疑手中这支枪能不能打响，当然也想到自己可能被打死。这是他第一次想到死。他不知道死是个什么滋味儿，也就想到了为他担忧的妈妈和奶奶。在那行军路上，在这绿油油的高粱地里，他有充裕的时间想象。可枪声一响，就觉得周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冲到了太阳穴上，他就冲出去了，什么也不想了。

天亮了，隔着一条莱（芜）新（泰）公路，对面2里多远的吕家勤村升起一缕缕炊烟。一个老人一手提着粪筐，一手拎只铲子，沿着公路，默默地拾捡着夜里过去的马车留下的粪便。一辆独轮车由远而近，干涩的轴瓦声在天地间吱呀着，使这夏日的清晨愈显得静谧而沉闷。

“向前传：不准睡觉！”“向后传：推一把？”赵兴元向左向右传递着口令，做着动作，班长杨树明则不时低声喝道：“掐一把，多掐几把！”

行军大半夜，一趴到这高粱地里，那瞌睡虫立刻就来了。太阳出来了，高粱地里又闷又热，个个昏昏欲睡。不能睡，也不能起身，高粱才膝盖来深，趴在那儿撅下屁股，都会暴露目标。来尿了，就侧歪身子躺着，掏出家伙方便。

赵兴元一直挺兴奋，可一想到“敌人是不是不来了”，眼皮就要打架了，就使劲掐自己一把。

10点多钟，敌人终于出现了。

走在前面的是伪军，那时他们管伪军叫“汉奸队”。伪军70来人，鬼子30多，间距不到500米。伪军是黄军装，都是杂牌枪，老套筒、汉阳造、沈阳造、捷克式什么的，和八路军装备差不多少。鬼子的军装发绿，戴着钢盔，肩上清一色上着刺刀的三八大盖，还有两门“瓦子炮”（即掷弹筒，因其座板像片瓦，就叫它“瓦子炮”）。一路纵队，人与人间隔3米左右，队形比较疏散。它是带着敌情出来的，知道八路军善打伏击，警惕性挺高。